汉家制度的特点，学界习惯以汉宣帝的霸王道杂之论之。其中，霸王道一般被解释为霸道与王道的融通，即汉王室吸收法家力政和儒家仁政的合理之处，作为治国的策略。这一点，就学理而言并无大的问题。汉承秦制，乃继承秦之霸业；武帝独尊儒术，则开始采信王道学说。但就学说史来看，霸王道一词仅见于宣帝之言，并未成为汉人论政之共识。周秦多有论霸王之道者，故霸王道或为霸王之道的省称，而关于霸王之道，许多学者自周秦便开始进行了学理上的探讨和实践上的尝试。

《左传闵公元年》载齐仲孙湫与鲁闵公论霸王之器，《国语晋语八》载叔向与赵文子论霸王之势，而后《墨子》《孟子》《荀子》《礼记》《管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亦多论如何成就霸王之业，《战国策》《吴越春秋》《越绝书》亦广记诸侯向臣属求教霸王之道，可见霸王道之论早在先秦便已形成。因而我们对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之论深加考察，就会发现霸王道既是霸道王道的合称，更是霸王之道的省称。

一、霸道与王道的现实困境

霸道与王道的差异，多数人认为是以德服人还是以力服人的区别，但这只是理论形态的阐释。落实到现实政治行为中，推崇王道者亦有征伐之论，如《孟子离娄》及《孟子公孙丑》中所记载的孟子关于齐燕争霸之间的困惑和无奈，正反映出王道说不足以以德化天下，不得不以兵争应对征伐的现实。即便是维护传统秩序的《春秋》，也不得不称赞齐桓公、晋文公等霸主以征伐稳定天下秩序的努力。

顾炎武曾言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即春秋时期的霸主虽以力服国，然尚以尊王为号召，故王道仍存。如齐桓公称霸，周襄王使宰孔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无拜，以确认其方伯地位，赋予镇抚周边诸侯之权；晋文公称霸，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等，由周王予以承认。而战国诸侯，罔顾周天子的封赐，皆自称王，无视周天子之存在，故秦之灭周，诸侯亦不做声。司马迁所言：天子微，诸侯力政，五伯代兴，更为主命。自是之后，众暴寡，大并小。秦、楚、吴、越，夷狄也，为强伯。以为战国诸侯以力服国，非维护天下秩序，乃是出于一国之私。

孟子的见闻，最能反映出诸侯的这一急功近利的心态。尽管孟子坚持认为王与霸是对立的，畅其言王道而不言齐桓、晋文霸道之事，并云仲尼之徒无道，而后世无传。然其入魏，梁惠王则直接问何以利吾国，梁襄王思考的是天下恶乎定，齐宣王关注的是德如何，则可以王矣。面对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充满渴望的诸侯，孟子不得不思考仁政与力政的关系。

在孟子看来，仁政出于王道，虽有力政，却是以力辅仁，也就是说即便动用武力相强的霸业，一要出于王道，二要基于王道。《孟子公孙丑上》所言的以力假仁者霸，反映出儒家并非反对霸道，而是要求将霸道限制在仁政的范畴之内。所以春秋时期的 霸主，因举着尊王攘夷的大旗，便得到了儒生的默许。也就是说，儒家并不天然反对力政，而是反对罔顾道德诉求的霸业。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司马迁在撮合史料叙述周秦时期的霸王时，便多举其德政之举，如齐桓公的修善政赡贫穷；晋文公修政，施惠百姓；秦穆公施德诸侯；宋襄公修行仁义等，以明确霸道对王道的维持。

力政与仁政相辅相成，以春秋五霸最为典范。战国儒家的新动向，在于强调王道和霸道的融通，将霸业纳入到王道的体系中，使之成为新的王道论。如荀子眼中的霸道，本质仍是诈心以胜，但为了保护王道，他还是期望尽量符合信立而霸的要求，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在他看来，霸业不是完全靠着逞强好胜、强迫他国而获得，而是凭借依照法令、爱护百姓成就的。因而长久的治国之道，是霸道与王道的融通，如《霸言》所言：霸王之形，德义胜之，智谋胜之，兵站胜之，地形胜之，动作胜之，故王之。既承认王道必须建立在霸业之上，又认同霸道必须以王道为终极目标，二者相辅相成。《管子兵法》亦如是言：谋得兵胜者霸，故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因霸而王便是依靠力政实现王道，如商汤、文武；辅王成霸便是以仁义之举辅佐霸业，如春秋五霸。这样的力政与仁政的融通，便是长远的霸王之道。

二、《吕氏春秋》对霸道的纠补

历史是以成败论王寇的，思想是以是非论成败的。如果没有秦一统天下的历史事实，王道和霸道的对峙还会持续成为学者们辩论调和的话题，而这种理论上的设计，无论如何完美，都必待历史实践，才能检验出其内里的残缺。

但现实问题在于，任何政权都要先求存，后立威。春秋五霸之所以霸业不能持久，非国政之不修，正在于霸道一决于君，国君明则国强，国君弱则国疲。霸道之所以建立并持久，必赖制度以为保障。春秋至战国，尚霸业者众，能建霸业者非用法家立制而不能成。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等人的积极实践，以及慎到、管子学派、韩非对霸道学说进行的理论构建，不仅形成了霸道论，而且形成了力政传统。吕不韦任秦相13年，最能体会力政论的弊端，故其著《吕氏春秋》，不是简单地改变秦的不文之弊，而是试图为秦制立法，以补缺秦政之不足。

《吕氏春秋》对霸道说的调整，正是吸收了王道说的心性论，对秦推行已久的霸道学说的病理进行了纠补。郭沫若认为《吕氏春秋》是以荀子学说为其中心思想的，正是看到了吕不韦门客对荀子德主刑辅观念的认同。而荀子与吕不韦几乎是同时代的人，《荀子》与《吕氏春秋》大约都在公元前239年～公元前230年间撰成，二者融合儒道之说，表明了此时的学者已经意识到王道偏于理想而霸道过于功利的弊端，试图折中而形成更为稳妥的政治学说。我们可以比较吕不韦及其门客对霸道、王道学说的融通路径。

三、霸王道杂之实践与学理

我们习惯将王道与霸道分开来讨论，是因为在经典的儒家、法家著作中，王道和霸道的历史观不同、政治观有异，二者在行政措施、行为方式和治道选择上有着云泥之别，正如《荀子议兵》言：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因而商鞅游说秦孝公时，能将帝道、王道、霸道分而言之，供秦孝公选择。落实到现实政治操作中是治道，而落实于纸面讨论的只是学说。学说往往具有理想性，可以为达观点鲜明而走向极端；而现实却要允执厥中，不可能将德政或力政推向极致。从这个角度来看，霸道、王道作为学说，各有侧重，而作为现实政治的手段，仁政和力政不可分离使用，而是相辅相成，故周秦间人论及治道，则以霸王一词出之。

《左传闵公元年》载齐仲孙湫入鲁省难，对闵公言：亲有礼，因重固，间携贰，覆昏乱，霸王之器也。杜预注：霸王所用，故以器为喻。其所言的霸王，非简单的霸道和王道，显然是作为一个复合词使用的，指代成就霸业之王。其所谓的四条措施，便是成就霸王之业的基本策略：亲有礼言义，因重固言信，间携贰言和、覆昏乱言仁。《礼记经解》便言：义与信，和与仁，霸王之器也。即借助仁义手段成就霸业，是为霸王的手段。由此可见，儒家并不排斥霸道，甚至认为霸道是辅佐王道的手段。因而儒家学说在霸王二词合用时，强调的更多是其对于儒家核心价值观的尊崇，即承认王道基础上的霸道之举。

从周秦文献记载来看，生活在现实政治中的君王们似乎对霸道和王道的理论分野并不在意，反倒对霸王之业、霸王之道有着浓厚的兴趣。据《吴越春秋》记载，阖闾元年（公元前514年），打算有所作为的阖闾便举伍子胥为行人，以客礼事之而与谋国政，开门见山就问伍子胥曰：寡人欲强国霸王，何由而可？伍子胥回答说：凡欲安君治民，兴霸成王在伍子胥看来，霸王就是兴霸成王，即效仿齐桓、晋文之事称霸，仿效楚灵、平、昭称王。卧薪尝胆后的勾践臣吴归越，跟范蠡讨论复国大计时说：今王受天之福，

复于越国，霸王之迹，自斯而起。也以霸王之业作为梦想。勾践用大夫文种和范蠡，正是看到了二人精通霸王之道，计研向勾践推荐二人时就曾说：范蠡明而知内，文种远以见外。愿王请大夫种与深议，则霸王之术在矣。《越绝书》更是记载两人曾经相互切磋，最终形成了霸王之道，大夫种入其县，得蠡而悦，乃从官属，问治之术。蠡修衣冠，有顷而出。进退揖让，君子之容。终日而语，疾陈霸王之道。志合意同，胡越相从。此后勾践灭吴、朝周、会诸侯，正是依二人计策行事，最终越兵横行于江淮之上，诸侯毕贺，号称霸王。而其所推行的治道，便是大夫文种和范蠡研究出来的霸王之道。

可知周秦之际，如何成就霸王之业，便成为诸侯君臣戚戚于心的向往。叔向曾与赵文子论霸王之势，在德不在先歃，齐景公曾问晏子：吾欲善治齐国之政，以干霸王之诸侯。寻求成就霸王之业。邹忌曾以鼓琴见齐宣王，为王言琴之象政状及霸王之事。甚至公孙丑也劝孟子入齐：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

据《战国策》的记载，石行秦谓大梁造言欲决霸王之名，不如备两周辩知之士，范雎对秦昭王说：以秦卒之勇，车骑之多，以当诸侯，譬若驰韩卢而逐蹇兔也，霸王之业可致。苏秦说六国合纵，对楚威王说以霸王之资如何如何，王钟对魏武侯说霸王之业如何如何，季梁劝阻魏王攻邯郸，也说以今王动欲成霸王，举欲信于天下之辞。诸侯君臣言及霸王，既不讳言，也不阐释，显然霸王之概念已昭然成为诸侯的目标。

淮南君臣承认强国富民成就霸王之业的前提，《泛论训》谓强者胜则度地计众，富者利则量粟称金，若此，则千乘之君无不霸王者，而万乘之国无不破亡者矣。但反对法家严刑苛法来强国：体道者逸而不穷，任数者劳而无功。夫峭法刻诛者，非霸王之业也；棰策繁用者，非致远之术也。静无为也可以成就霸王之业，关键在于得民心，而得民心不在于官有多强，而在于其能以柔弱胜刚强，以不胜而大胜，《诠言训》言：能成霸王者，必得胜者也；能胜敌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强胜不若己者，至于与同则格；柔胜出于己者，其力不可度。故能以众不胜成大胜者，唯圣人能之。是用道家学说对王道、霸道学说的兼容。

同样，《淮南子》也肯定民本、仁义对于教民的重要性，但对儒家过分强调的圣王尽人事而得天命之说有了一定的修正。《齐俗训》言：趋舍同，诽誉在俗；意行钧，穷达在时。汤、武之累行积善，可及也；其遭桀、纣之世，天授也。今有汤、武之意，而无桀、纣之时，而欲成霸王之业，亦不几矣。认为能否成就霸王之业，既要行王道，也要得天时，若汤、武之德，若不遭逢桀、纣之恶，其也无法成就革故鼎新之大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儒家认为王道无所不能的威力。

由此可见，秦汉间对霸王之道的实践总结和学理探讨，不再是简单的霸道和王道的杂糅，而是出于对霸王如何行事、如何成功的综合思考。其中，霸道、王道说的不足得以互补，霸王之道全方位融合了各种学说，如伍子胥、范蠡分别为吴、越建立都城所采用的阴阳观念、稷下学派借用轻重理论霸王之术、《淮南子》用黄老学说纠补儒家学说的固执、法家学说的严苛等。从这个视角来看，汉人眼中的霸王道杂之，不是王道和霸道的并用，而是一套兼容诸多学说的霸王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