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科技论文范文第1篇

一、作为科学—技术观的“技术化科学”

在现代科技叙事中，充斥着大量基于科学的技术和技术导向的科学，面对生命技术（biotechnologies）和新材料科学（newmaterialsscience）之类的称谓，人们往往为难以明晰区分科学与技术而倍感困惑。这种困惑的根源在于，在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看来，科学主要涉及抽象纯粹的理论知识，技术是纯科学理论知识的应用。这就是源于启蒙理性主义并为逻辑经验主义所强化的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一方面，科学是追求自然永恒真理的活动，科学理论知识是对自然实在的镜像式的反映或表征（representation，又译“表象”，两种译法各有其意味，本文中采用“表征”，但在若干引文中为尊重原译也采用“表象”），技术被界定为应用科学；另一方面，虽然经验是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的保障，但经验的获得要么被简化为被动的观察，要么被视为理所当然，工具和实验等技术性因素在经验获取中的作用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虽然在科技通史或科技通论中早就以“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论及科学与技术渗透互动的事实，但这些大而化之的叙事的前提依然是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就科学哲学和科学与技术研究而言，对这一科学－技术观的超越经历了一个迂回而趋同的过程。

在科学哲学中，经过后实证主义与新经验主义两次转向，实现了从理论偏向的基础主义到理论偏向的相对主义再到注重科学的技术性向度的科学－技术观的转变。汉森等人阐发的观察渗透理论的论点对中性观察语言的解构以及杜恒－奎因论点对知识整体论的倡导，从内部削弱了逻辑经验主义主张的基础主义预设，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的兴起则导致了后实证主义转向。在后经验（即后实证）主义看来，科学共同体将自己的理论表征与其他理论表征相比较，而不是与被观察的、未经解释的世界相对照（劳斯，2004，第4页）。但不论是历史主义或后实证主义，依旧是理论知识偏向的，在科学－技术观上依然重科学理论而忽视工具与实验等技术性论题。后起的新经验主义则既不愿意回归逻辑经验主义坚持的基础主义，又不满足于历史主义和后经验主义的相对主义立场。赫斯（MaryHesse）、卡特赖特（NancyCartright）、哈金（IanHacking）等新经验主义者意识到：技术已经内化于现代科学之中，对自然过程进行技术控制不再是理论发现的副产品；科学或许无法通过实验室环境下产生的理论推演出统一的理论架构，但人们依然可以在发现现象、建构唯象理论、操控自然与获得经验的能力上不断进步。（同上，第9－11页）哈金看到，“值得惊喜的是从17世纪以来，我们居然积累了如此之多的经验知识。”（哈金，载皮克林编著，2006，第32页）他认为这表明实验室仪器能够稳定地捕获和累积物质现象，而导致这种稳定性的原因在于，当实验科学在整体上是可行的时候，它倾向于产生一种维持自身稳定的自我辩护结构。这自然会令人联想到杜恒－奎因论点，但哈金却明确指出，基于心智论的杜恒－奎因论点拘泥于理论论题，而未看到：我们在调整理论与观察的不一致时所改变的不仅是思想，还有我们的世界；如果从物质论（materialism）出发，将论题扩展至思想、事实和制造过程的关联性，杜恒－奎因论点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的世界和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何以具有如此显著的确定性，而不再止于暗示经验证据对理论知识的不充分决定性。（同上，第32－33页）由此，新经验主义最终超越了基础主义的理论优位的科学－技术观，形成了凸显科学的技术性与物质性向度的科学－技术观。

在科学与技术研究中，经过社会建构论与异质性实践分析两个阶段，实现了从基础主义到建构论的相对主义再到基于异质性技术化科学实践的科学－技术观的转变。早期的科学社会学和技术社会学因受到基础主义的影响而鲜有针对科学认知过程和技术实践过程的探讨。在历史主义学派和后实证主义的影响下，科学知识社会学和新技术社会学（如SCOT）分别打开了科学知识的与技术实践的“黑箱”，试图以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行动者的力量）还原概念网络与人工物的不确定性的形成、拓展和终结。而这种社会建构论难以克服的悖论是，它一方面导致了相对主义并主张多元主义，另一方面却建立在本质主义的预设之上——将社会利益视为隐藏在科学概念和技术人工物背后的更本质的因素。使建构论得以摆脱本质主义的是拉图尔（BrunoLatour）等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它将科学理解为一种实践过程，从实践要素的异质性出发，关注实验室、仪器等技术性情境，用异质性要素的互动整合描述知识与人工物的建构过程。由此，科学、技术、知识、人工物、文化、社会等要素不再拘泥于逻辑与概念上的分殊，而在实践层面互动整合。正是基于此视角，拉图尔进一步引入了“technoscience”（鉴于这一概念较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更为重视物质性与技术的作用，本文将其试译为“技术化科学”）这一实践性概念。以此诠释具有内在关联的科学与技术实践的复杂性与多向性，便带来了基于异质性的技术化科学实践的科学－技术观：一方面强调技术与科学在知识与人工物的建构中整合为同一过程；另一方面坚持物质论立场——“科学与技术通过物质性的行动与力量的相互转换而运作起来，科学表征是物质性操控的结果。”（Sismondo,p66）

技术化科学这一新的科学－技术观的提出，超越了基础主义和建构论的相对主义，使科学研究与技术研究整合为科学与技术研究。但从哲学或科学哲学的层面来看，其内涵显然远不止于此。在进一步探讨这一观念的内涵及其对于当代科学哲学的意义之前，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技术化科学所蕴含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科学－技术观吗？

二、技术化科学是一种全新的科学－技术观吗？

纵观两千年来的科学技术史或者“真理的历程”，从阿基米德的杠杆到波义耳的空气泵，从高能加速器到多莉羊，这些技术与科学的相互交织与结合，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技术对于科学的基础性作用。实际上，很多现代思想家并没有无视这些事实。意味深长的是，在当代科学哲学和科学技术研究之前，海德格尔和杜威两位思想大师曾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深刻地阐发过与技术化科学十分投契的科学－技术观，对这些思想资源的回顾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技术化科学这一观念的源流与谱系。

在海德格尔关于现代技术与科学的存在论反思中，所持的是一种超验化（transcendentalize）的本质主义立场，其基本理路是：（1）现代的命运取决于现代技术与科学共同具有的“技术之本质”——“座架”（Gestell）——兼具限定（stellen）与促逼（herausfordern）的去蔽（revealing）方式，使包括人在内的一切事物沦为技术对象和持存物（Bestand）(Heidegger，P252-264)；(2)然而，其所揭示出的并非存在而只是存在者，现代性的危机源于这种方式遮蔽了其他的去蔽方式，令真理无法彰显，并使存在本身无处安身；(3)由此，即便这个世界有其超验的本质，也跟现代技术与科学无关，从而在根本上颠覆了“科学探究真理，技术应用科学”这一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

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与科学的批判，实质上是从反思的角度论述了他的科学－技术观，其基本论点有二。其一，现代技术与科学统一于现代技术之本质。而在这种超验视角下，科学与技术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他指出：“科学乃是现代的根本现象之一。按地位而论，同样重要的现象是机械技术。但我们不能把机械技术曲解为现代数学自然科学的纯粹的实践应用。机械技术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实践变换，唯有这种变换才要求应用数学自然科学。机械技术始终是现代技术之本质的迄今为止的最为显眼的后代余孽，而现代技术之本质是与现代形而上学之本质相同一的。”(海德格尔，1996，p885)在《现代自然科学与技术》一文中，他更明确地指出，现代科学与现代技术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与其说科学是技术的基础，不如说现代自然科学拥有技术化思维的基本形式。(参见Glazebrook，p252)正是在共享“技术之本质”的意义上，“技术将存在揭示为持存物”与“科学将存在表象为对象”互为基础，科学与技术成为相互交织的统一体。

其二，现代技术与科学是一种操控性和制造性的实践。根据《世界图象的时代》的论述，科学研究即“认识把自身建立为某个存在者领域（自然或历史）中的程式（Vorgehen）”，在本质上具有可操控性；而“唯有在自然知识已经转换为研究的地方，实验才是可能的”，因为实验意味着“表象出一种条件，据此条件，在其过程之必然性中的某种运动关系才能成为可追踪的，亦即通过计算事先可控制的。”因而，内在于现代技术与科学的“技术之本质”，导致了世界成为图象和人成为主体这两大相互交叉、决定了现代之本质的进程，此进程就是作为图象的世界被征服的过程，其中“图象”（Bild）的内涵是“表象着的制造之构图”。（海德格尔，1996年，P887－904）

与海德格尔相反，早在1929年，杜威就在《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中从正面阐述了他的实用主义的科学－技术观。首先，他将科学视为一种借助行动来进行认知的知行合一的探究活动。他认为，科学认知过程事实上已经废弃了对知行界线的划分：“知识必须有观察而观察是深入自然界所知对象之中的”（杜威，2005，P165）；“实验的程序已经把动作置于认知的核心地位”（同上，P26）。其次，他强调科学的目的在于控制，知识的价值取决于操作结果。他指出：“思想的任务不是去符合或再现对象已有的特征，而是去判定这些对象通过有指导的操作以后可能达到的后果”（同上，P104）；“知识的准绳在于用来获得后果的方法而不在于对实在的性质具有形而上学的概念”（同上，P170－171）。

在杜威的思想中，渗透着两种基本的哲学立场。其一为反本质主义。他将那种认为科学的发现揭示了最后实在和一般存在的固有特性的见解视为旧形而上学的残余，并对哥白尼革命做出了反本质主义的诠释：“我们并不需要把知识当作是唯一能够把握实在的东西。”（同上，P227）也就是说，基于知觉和经验的知识观念，不应该被视为被知觉和被经验的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形而上学本质，不可以上升为形而上学的独断。其二为实用主义的实在论。他认为，认知活动意味着一种存在与另一种存在的交互作用。认知者在世界之内，其所经验的世界就是一个实在的世界（realworld），但其原始状态并非我们所认知的世界，所经验的对象唯有通过一系列的认知操作才可能被赋予以形式和关系，实在因此得到重构并可能被纳入受控制的变化进程。他认为，真正可与哥白尼革命相媲美的哲学变革在于：放弃本质主义并诉诸经验实在，不再试图通过把握本质而获得绝对的确定性，转而运用主动控制调节的方法寻求高概率的安全性，即把判断的标准从依据前件转变为依据后果，从无生气地依赖过去转变为有意识地创造未来。（同上，223－224）

三、非表征主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

杜威的反本质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实在论观点发表多年之后，在科学哲学和科学与技术研究中，才开始反思杜威拒斥过的知识的表征主义模式。所谓知识的表征主义模式是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在认识论层面的表现，可上溯至西方哲学的源头，其大意是：我们可以获得对世界的表征，但世界又独立于我们对它的表征，因此知识所关注的是如何才能抵达那些被设想能与表征相符合的事物（劳斯，2004，p2-3）。在这种对于知识的镜像式的理解模式中，存在一个难以克服的悖论：一方面，为了保证表征的无误，认知主体只能被动地接受并反映认知对象或所与（given）；另一方面，在表征的过程中，认知主体又必然有其自身的视角并受到工具（即便这种工具拥有超越的透视功能）等条件的制约。因此，受到这种观念影响的传统科学哲学虽然曾经在对科学理论知识的研究中收获颇丰，但在其内部的知识整体论和历史主义学派的冲击下，作为其预设的经验论的基础主义和超历史的真理观不得面对相对主义的挑战。

在这一挑战下，科学理论不再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具有真理性的、与世界相符合的表征，也不再拥有绝对优先的地位。这迫使科学哲学领域内外的一些学者或者视技术为科学的内在要素，或将技术与科学整合进异质性的实践网络，或将技术与科学统一于人的知觉层面的现象，开始从新经验主义、科学与技术研究（如后SSK）和现象学等不同的视角关注“作为技术的科学”（scienceastechnology），不再将技术视为低科学一等的“科学的应用”，而从技术与科学相互交织（interwoven）的角度统观二者，形成了一组不同于基础主义的科学与技术意象的非表征主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

1、从实验实体到现象创造

面对基于后实证主义和建构论的相对主义的挑战，新经验主义的基本策略是诉诸实验以拯救实在论，强调实验实体与现象创造，这使狭义的技术化科学的意象——作为实验科学的意象得以凸显。

针对由相对主义激发的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哈金（IanHacking）提出了实体实在论。他指出，关于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探讨大多拘泥于理论、解释和预言等层面，在这些层面上的争论必然是没有结论的。只有在实验等技术实践层面，才可能为科学实在论辩护，并且这种实在论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关于理论和真理的实在论，而是关于实体（entities）的实在论。哈金认为，尽管两种实在论看似孪生关系，但事实上大多数实验物理学家都是实体实在论者而非理论实在论者。在实验物理学家看来，电子不是理论实体，而是实验实体；当他们承认电子和夸克真实存在时，是因为对这些原则上无法直接观察的实体的有规则的操控，能产生出新的现象，并引向对自然的新探究。在他看来，干预与制造都是形成实在的素材（stuff）。他从培根的思想中看到，实验者之所以相信实体的实在性，是因为他们能把握实体具有的因果属性（casualproperties）并将其用于干预自然。一些实体在发现之初，不过是假设的实体，而一旦掌握了它们所具有的因果力量（casualpower），就可以用它们建造一些实验设施并产生新的效应，实体因此变得真实。（Hacking，1983a，p71-87）在实体实在论的基础上，哈金又提出了现象创造的论点，强调实验现象是由科学家创造的。他拒斥了“实验科学家发现世界中的现象”这一刻板意象，并指出“实验就是通过创造和制造获得精致而稳定的现象”，而现象是“公开的、规则的、可能是规律般的，但也可能有例外的”（Hacking，1983b，，p222，230）。他认为，有史以来在实验室中首次产生的现象就是制造出来的，如霍尔效应就是由霍尔在实验室中创造出来的。当然他也注意到现象创造不等于物理实体的创造。

对此，哈雷（RomHarre）也主张，论及真实世界的行动与实体时必须研究实验，科学之所以有所发现是因为它能制造人工物，研究者训练有素的行动是实验现象与自然的因果属性的中介；并且实验现象不能纯化为仪器探测的语用（pragmatics）关联，实验室技能不可通过归纳论证模式加以还原。他强调，在当代科学中，科学发现所与（given）实在而技术仅以造物为旨归的二分已经消弭，真实世界的因果属性是某些实体在一定条件下可探测到的能力（capacities，此概念在卡特赖特处得到发挥），只有透过恰当的仪器才能揭示实验现象的因果机制进而驱使自然释放其能量。（DanielRothbart,GeneralIntroductionin:Harre,ppⅷ-ⅸ）显然，正是实验实体的功能性的呈现和发挥使其得以证明自身的真实性：一方面支撑起理论实体对世界的结构性描述，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可以揭示的现象的范围及其深度。实验科学中涉及的实体和现象的内在的功能性和技术性是使其成其为科学的前提，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实验科学是技术化科学。

2、从实验室科学到实践的冲撞

拉图尓等人倡导的实验室研究和渗透于技术化科学概念中的异质性实践分析方法激发了后SSK研究，形成了整合性的科学与技术研究进路，也带来了广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实验室科学”或作为实践和文化的技术化科学。

拉图尓在《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1987）一书中提出了技术化科学这一概念，旨在描述“正在形成的科学”（scienceinmaking），并冀图以此涵盖所有与科学或技术实践相关的异质性要素。他从行动者－网络理论出发，在符号学的意味下考察了各种人和非人的作用要素的相互作用，从文本到实验室再到自然，将其诠释为一种以技术为中介并负载权力的创造和解决争端的社会建制。显然，他所说的技术是一般的操作和制造意义上的。一方面，作为中介的实验室是产生记录的地方，但我们并不是通过仪器直接把握自然，而是对仪器所显示的可视的内容进行解释。为了减少不同解释间的冲突，实验室会引入新仪器，直到就解释达成某种共识。因此，人们所说的自然或科学事实并不像传统科学观所声称的那样——被发现、独立于科学解释而存在并作为科学争论的裁判，而是恰恰相反——科学事实是在实验室中建构的，是实验室与权力关系相互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科学并不是少数人的事业，而是一种大规模的知识生产机制；当人们使用“科学和技术”这一虚构的概念来谈论科学活动时，会形成一种错误的刻板印象：少数科学家和工程师担负着生产事实的全部责任。（拉图尔，2005，第289页）

技术化科学这一概念的内涵并不仅仅指涉内在于当代实验科学的技术性，而意在进一步揭示当代科学技术活动的基本特征——异质性的社会文化实践。在拉图尔等人的实验室研究的基础上，实验哲学家哈金从对科学实验的关注转向对“实验室科学”的讨论，并与皮克林（AndrewPickering）等人共同开启了后SSK研究。在哈金看来，“‘实验室’（laboratory）是一个远比‘实验/试验’（experiment）严格得多的概念”，“实验室科学在孤立状态下使用仪器去干预所研究对象的自然进程，其结果是对这类现象的知识、理解、控制和概括的增强。”（哈金，《实验室科学的自我辩护》，载皮克林编著，第36页）而引入这一概念辨析的根本原因是，实验室科学能够较实验科学承载更多的实践与文化意蕴，以此为要津，可以透过实验室之中和实验室之外所有可见的异质性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将科学理解为一种实践的过程。（皮克林编著，中文版序言第2－3页）正是在此意义上，实验室科学呈现出广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作为实践和文化的技术化科学。

沿着后SSK的脉络，其代表人物皮克林运用“实践冲撞”的概念，从人类学视角分析了作为实践和文化的技术化科学的意象。大抵受到德勒兹的影响，皮克林一反西方对隐藏于世界背后的永恒秩序的追求，转而主张一种基于人与物的力量（agency）的实践冲撞（mangleofpractice）所带来的开放式的世界场景。他指出，我们不应该认为世界是由隐藏的规律控制的，不应只关注表征，因为那样只会导致人和事物以自身影子的方式显示自身，即便是科学家也只能在观察和事实框定的领域中制造知识。而真实的世界充满了各种力量，始终处在制造事物（doingthings）之中，各种事物不是作为人的观察陈述而依赖于我们，而是我们要依赖于物质性力量，人类一直处在与物质性力量的较量之中（皮克林，2004，第6页）。因此，应该超越仅仅作为表征知识的科学，运用操作性语言（performativeidiom），把物质的、社会的、时间的维度纳入其中，将“科学（自然包括技术）视为一种与物质力量较量的持续与扩展。更进一步，我们应该视各种仪器与设备为科学家如何与物质力量较量的核心。作为人类的力量，科学家在物质力量的领域内周旋……构造各种各样的仪器和设备捕获、引诱、下载、吸收、登记，要么使那种力量物化，要么驯服那种力量，让它为人类服务”（同上，第7页）。在他的论述中，有一种德勒兹式的后人类主义存在论，即主张以人和物的非二元论组合来取代人类在历史行动中的中心地位。在作者看来，这不仅仅凸显了技术化科学的文化实践意象，更昭示着技术化历史这一后人类情境。3、从知觉拓展到工具实在

现象学作为一种欧陆的思想资源更倾向于将科学和技术作为一种整体现象加以考察，也就是说在相关的语境中，提及科学往往也包含了技术，谈到技术并不排斥其科学内涵。因而，在现象学乃至解释学层面更易于呈现技术化科学意象。

在科学哲学中，克里斯（RobertP.Crease）曾用现象学的方法探讨过实验（Crease，1993）。他将实验类比作表演（performance），认为其所上演的是自然之剧（playofnature）。他从胡塞尔的知觉现象的双重视域（内与外）出发，结合杜威的科学探究观，将科学实体视为可以运用可读技术加以把握和探究的现象。在后SSK谱系中，论及实验室作为解释科学成功机制和过程的场所时，诺尔－塞蒂娜（KarinKnorrCetina）放弃了理性或合理性等视角，转而诉诸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的“自我－他者－事物”（self-other-things）系统和科学所制造的现象域（phenomenalfield）在形式上的重组。她认为，“对于梅洛－庞蒂来说，‘自我－他者－事物’系统并不是独立于人类行动者，独立于主观印象，或独立于内在世界，而是一个被经历的世界（world-experienced-by），或与力量者相关的世界（world-related-to-agents）。实验室研究所暗示的实验室是一种改变与力量者相关世界的手段……它改进了与社会秩序相联系的自然秩序。”（诺尔－塞蒂娜，《睡椅、大教堂与实验室》，载皮克林编著，第122页）这种改进依赖于自然对象的可塑性：实验室很少研究那些仿佛是在自然中显现的现象，而大多研究对象是想象或视觉的、听觉的或电的等的踪迹，并进而研究它们的构成、提取物和纯化了的样本；以天文学为例，随着观测仪器和信息处理手段的提升，天文学正在从观测科学转变为处理影像的实验室科学。（同上，第133页）

伊德（DonIhde）的现象学意味的工具实在论所彰显的也是技术与科学相互会同的意象。他认为，假如人们可以借助仪器拓展知觉，即便是一些涉及高深抽象理论的科学研究也是与知觉高度相关的，甚至可以在知觉层面使人的身体获得拓展，而涉身（embodiment）于最前沿的科技现象之中。（ValDusek,pp22-23）他运用“知觉解释学”的方法将身体对世界的知觉与解释结合起来，由情境主义的方法揭示了作为经验中介的科学工具如何创造出新的知觉，并获得了工具实在论的立场：科学是一种解释学实践，依赖工具对事物的科学分析，真实的世界只有当其为科学工具所构建时，才成为科学探究的对象。他十分重视可视性，进而主张科学的视觉主义（scientificvisualism）。他指出，X射线、CT、MRI、声纳等图像技术使得事物变得可视，甚至像文本一样可读。在较弱的意义上，这种视觉主义的工具实在论认为，已经有越来越多实在被工具转换为图像。在较强的意义上，则意味着工具可以使得其他不可视的实在变得可视。这些科学透视装置不仅意味愈来愈多的科学的对象得到显示，还可能塑造和改变我们所能感知的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伊德也谈到了技术建构（technoconstruction）。（Ihde,1999,pp158-177）伊德的研究再次表明，在现象学层面科学与技术可以在现象域整合为技术化科学。

四、面向技术化科学的科学哲学观

在对作为科学－技术观的技术化科学和非表征主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的思考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究技术化科学这一观念能否给我们带来一套新的科学哲学观念？

首先值得思考的是，技术化科学这一视角对物质性与技术性的强调有何存在论意味？在当代相关研究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杜威与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诺尔－塞蒂娜（KarinKnorrCetina）在《知识的制造》中声称，实验室科学是关于可以制造什么的科学而非什么独立存在的科学。哈金在《实验室科学的自我辩护》中强调，他的主题是物质论的，其中只有一点与被称之为“实在论”的形而上学相冲突，即“实在论者通常设定科学的终极目的或终极理想是‘获得一个关于宇宙的真理’”（哈金，载皮克林编著，2006，第34页）。他认为，“理论不能在与我们所期望它们对应着的一个被动世界中得到检验，我们不能形式化一些猜想，然后去考察他们是否为真的”，“我们的理论至多对于那些从仪器抽象出来的现象来说是真的，而这些现象的产生就是为了更好地契合理论”（同上，第59页）。哈金和卡特赖特都曾表示，高能物理之类的理论只能在实验室中严格成立。这些观点表明，至少在实验科学或实验室科学中，科学知识是关于那些可以用于制作的自然物的知识，其目标不是（或不必要）由理论知识上升到真理性认识。人们很容易由此联想到实用主义，但根据艾慕士（S.Morris.Eams）的观点，实用自然主义（pragmaticnaturalism）能够更确切地涵盖通常被称为实用主义的美国哲学运动（艾慕士，序论第1页）。其中对自然主义的强调在于凸显人对自然的适应（adjustment）——顺应（accommodation）与改造（adaptation）（同上，第33页），透过这一立场，可以从人在世生存的视角反思技术化科学。

实用自然主义较一般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更关注人的在世生存，并与海德格尔在世界之中存在（Being-in-the-world，简称“在世”）的思想具有类似的存在论（ontology）视角。在此视角下，人（此在）首先要应对（dealing）最为切近的周遭世界。在这种应对中，我们并非被动的观察者，而是现实世界的主动参与者。人（此在）周围的事物首先不是作为感知和认知的客体出现，而很自然地成为与日常实践相适切的工具性对象——最切近的应对方式并非一味地进行知觉的认知，而是操控事物并加以使用之类的操劳，这种操劳有其自身的“知识”（海德格尔，2006年，第79页）。基于人的在世生存的存在论是局域性的（regional），从这种存在论出发，认知对象乃至知识观念都不必纯化和提升为形而上学层面的实在（reality），人们只需在现象层面视其为局部实在（localreality）或情境性（contextual）的“现实”（actuality）。人们不再孤立地追问，认知对象是否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知识能否用于表征某种真正的实在？探求知识的直接目的转向以知识对象为手段带来行动上的差异或产出更多可以作为手段的知识和知识对象，即认知服务于行动并与行动整合为一体。

技术化科学所蕴含的科学－技术观与基于行动导向的知行整合观是契合的，这种契合或许与传统的科学哲学对科学的理论化、知识化解读大异其趣，但却更接近科学特别是实验科学或实验室科学的真实情境。在实用自然主义的影响下，包括新经验主义在内的很多科学哲学研究事实上都是以技术化科学为背景而展开的，我们不妨称之为面向技术化科学的科学哲学。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它们在科学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带来了哪些新的研究纲领？下面是对这个问题的尝试性回答，并以此作为本文的开放性结论。

（1）在形而上学层面，反对基础主义（fundamentalism），支持局部实在论（localrealism）。启蒙运动以来的基础主义的理性科学观将科学视为一种揭示所有自然现象背后的宇宙真理的独特的理性活动。但卡特赖特和吉尔（RonaloN.Giere）等人认为，这种科学观并未真实地反映科学家的探究实践。如果认真研究科学家在某些特定领域中建立抽象程度不同的模型和理论时真正做了些什么，就不难发现，科学所面对的不是基础论预设的理性化的世界——一个受系统的或齐一的规律（law）支配的统一的世界，而是一个斑杂的世界（adappledworld），科学家们只能获得适用范围有限的经验定律和模型，通过定律拼凑（patchworkoflaws）建立起非金字塔式的定律系统（卡特赖特，第25－36页）。值得指出的是，基于自然主义的立场，他们虽然不赞成形而上学的实在论（metaphysicalrealism）并质疑一切先验的宣称，但并未因为反对基础论的科学观而否定科学的实在性，或走向建构论的相对主义（constructivistrelativism）。他们所认同的实在论是局部实在论，其基本辩护模式是：我们通过局部科学活动可以进行预测、计划、操控等一系列活动，如果这些活动的对象不是某种实在，所有的活动会是不可能或难以想象的。（同上，第25页）

（2）在认识论层面，强调认知与操控的同一，主张透视主义的操控性认识论。杜威曾经预言：如果将认识中的“所与”（given）称为“被采取的”（taken），整个认识论可能会完全不同（杜威，2005，第136页）。古德曼（NelsonGoodman）也曾经指出：“规律的发现涉及草拟，模式（Patterns）的识别与构想和强加（imposing）高度相关，理解与创造同行。”（Goodman,p22）如果强调认知与操控的同一，就意味着操控不仅是认知的手段也可能与认知的目的发生关联。正是由于认知与主体的行动及目的相关，任何表征与干预的过程不必是绝对或唯一的，其认识论是操控性的和透视主义（Perspectivism）（乃至多元主义）的：某人S为了对A施行某种操控M而以B表征A，其中，A可以是自然实体，也可以是人工实体等各种实体及其混杂（hybrid），B所揭示出的命题或模型能够使S把握B的某些因果属性，以便实现操控M。科学中最常用分析方法（analyticmethod）也基于这种操控性的认识论：“要理解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我们把事物拆分成更基础的部分；要控制一个情境，我们把这些部分组合起来，并重新安排这些部分，它们一起作用时使事情如我们所愿地发生。”（卡特赖特，第97页）但这些都只是原则上的宣称，如果仅仅将科学观的重心从表征的一方移到操控一方，最多只能重申罗蒂的断言：所谓知识的“力量就是存在在那里有待人们去认识的一切——断言‘知道X’等于断言‘能够用X做些什么或对X做些什么？”（罗蒂，2003，p30）真正需要面对的问题是，我们何以找到那些因果属性，进而“能够用X做什么或对X做什么”？而这是方法论层面所必须回应的。

（3）在方法论层面，注重操控性（manipulability）因果观和溯因法（abduction）。恰如杜威所言：“科学的目的在于寻求动力因（efficientcause），而不是目的因（finalcause），在于寻求事物的外在关系，而不是寻求固有的形式。”（杜威，第78页）这里的外在关系应是科学方法论的着力点所在，即在操控之前或操控过程中，要对操控对象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有所了解。这就涉及所谓因果属性或因果力——只有把握实验实体的因果属性，才可能以它们为工具展开深入的探究。对此，有关因果性与操控相关联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值得关注的思想资源包括冯.赖特（VonWright）等人对因果性与主体作用（causationandagency）的讨论，以及伍德沃德（JimWoodward）最近提出的操控性的因果观。

冯.赖特很早就提出，可以用主体（agents）的作用来界定因果性：“P是一个与q相关的原因，q是一个与P相关的结果，当且仅当通过做p，我们能导致q，或者通过抑制P，我们能消除q或阻止其发生。”（转引SosaandTooley,p16）尽管其中的操控性的概念在科学家思考因果解释时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但一直不为科学哲学与哲学界所重视。伍德沃德在2003年出版的《使事情发生》中指出，造成这一漠视的原因在于哲学家依旧持纯科学与应用科学（技术）截然二分的观点，而未看到科学中的因果解释往往与对自然的操控和改变相关（Woodward,2003a,pp9-11）。

伍德沃德认为，在表征主义的实在论那里，因果往往诉诸于形而上学层面，故容易受到工具主义的攻击，作为其对手的工具主义者则只谈关系，而回避因果性。但作为一名工具实在论者，他坚持任何科学理论如果要证明自己是真实的，都不可避免地要提出因果主张（casualclaims）：如果某个反事实条件改变了，可能会发生什么。（Woodward,2003b,p115.）在背后支撑这种主张的，就是某种相对稳定不变的因果关系，而且并不定需要诉诸规律、跟踪时空过程或把握整个系统也可能获得这种因果关系，即可以从模态或反事实条件出发，依据对条件的操控（manipulation）以及结果的获得来寻找原因：

声称X导致Y意味着，至少对于某些个体而言，在适当的条件下（可能包括的操控是使其他变量取某个值而保持不变，以与X区分），他们有可能操控X所拥有的某些值，以改变Y的值或者Y的可能分布。（Woodward,2003a,p40）

这种与主体作用（agency）相关的操控性因果观中所内涵的就是寻找因果属性、建构因果力的方法。正是由于物质性的操控力量的介入，使人们得以超越纯粹的逻辑与认知层面，而不断构建出操控性的因果关系，甚至形成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因果链。这令人回想到杜威意义上的哥白尼革命：“在知识中，原因变成了手段，而效果变成了后果，因而事物有了意义。所认知的对象是经过有意的重新安排和重新处理过的事前的对象，也是以它所产生的改造的效果来验证其价值的事后的对象”（杜威，第228页）

在操控性的因果关系的构建中，探究新的原因（或需要揭示的因果属性）的对于技术化科学的运行尤为重要；而新的原因的寻求，又是一个由（新的或重新组合的）物质性操控力量所引入的试探性行动与有助于形成假说的推理方法相结合的过程。关于后者，值得关注的是在最佳说明推理等领域得到应用的溯因法（abduction，又译假设推理、诱设法、外展推理等）。这个方法是皮尔斯在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相关工作的基础上提出的，其推理形式是：

令人惊讶的事实C被观察到了，

而如果A为真，C当然会发生。

因此，有理由猜测A为真。（转引Clarke,p11）

在皮尔斯看来，现代科学是实验性的，“溯因法”是一个形成“假设”的关键过程，是唯一能够导出新概念的“逻辑运作”（logicaloperation）；“演绎法”证明出某些东西“必然是”（mustbe），“归纳法”表明某些东西实际上运作着；“溯因法”仅仅提议说某些东西“可能是”（maybe）。（转引自古添洪，第41页）。值得注意的是，皮尔斯是在讨论认知与视觉判断的关系时提出溯因法的，可能正是由于这一渊源，它在基于模型的推理、可视化、仿真的哲学研究中倍受青睐。

如果将溯因法与操控性因果构建相结合，就有可能建立起基于现象外部的可能性和有效性关系的因果链。显然，这类因果链首先是相对于实验实体而不是理论实体而言的，是技术化科学得以重构世界和操控环境的基础，它们恰似莫比乌斯带，能够使原因与条件、规律与规则相互转化，将技术与科学内在地整合为不可分割的技术化科学。这种面向技术化科学的科学哲学观不仅有助于把握当代科技的真实过程，还使我们能够通过对可错的操控性因果链的追问，审视技术化科学中所渗透的内在风险和价值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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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nestSosaandMichalTooley(ed.)，2002，Causation.OUP.

科学科技论文范文第2篇

1.1策划实施者

为使期刊顺应时代的发展，编辑要有调研、策划和推广实施的能力。首先要对自己刊物有清晰的认识，并与同类型的期刊作对比分析，结合时展的要求，制定符合自身刊物的发展目标，与同伴共同朝着目标努力。科技期刊的网络出版是多媒体出版时期出版者的共同目标。编辑应不再满足于借助知网、万方等数据库进行网络出版，而应策划、研发集网络投稿、在线审稿、网上办公、同步出版等服务一体化的网络平台。现在读者获取信息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不仅是纸质阅读，如网络阅读、光盘阅读、手机阅读等方式也层出不穷。编辑要顺应潮流，不断进步，适应出版新形势的发展。医学期刊编辑不但要策划全局，细节也不容忽视，要制定一些策略，更好地促进期刊发展。如为科研项目作者开设绿色通道；与优秀作者保持联系，鼓励其多写好文章，争取稳定稿源；对部分潜在的作者要热情、耐心，加强沟通，取得其信任，增加稿源，扩大影响力。医学期刊编辑平时要利用文献检索及时捕捉医学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积极联系相关潜在作者，为其提供支持和帮助，鼓励其撰写相关文章，以求期刊在内容上处于优势。另外，栏目具有导读、分类和索引功能，医学期刊栏目的策划具有重要意义，编辑应结合相关专家的建议，策划出个性鲜明、适应作者需求的栏目，以求期刊的更好发展。总之，医学期刊编辑要正确定位自身角色，及时更新观念，不断探索，在选题策划、栏目策划、经营策划方面下工夫，不断创新，推进期刊的发展。

1.2学术审定者

编辑承担着传播社会文化、维护作者权益的责任，所以编辑是科技期刊的“把关人”，既是传统角色，也是主要角色，是整个期刊出版的中心环节。医学期刊作为医学科技成果和学术交流的平台，其编辑人员要做好把关工作，在明确期刊的办刊宗旨和报道范围的前提下，除了把关医学论文的政治性和政策性问题，还要正确应用网络产品———学术不端检测系统，杜绝抄袭、剽窃、篡改等学术不端行为，要以敏锐的判断力，判断稿件的科学性和创新性，能够发掘其真正科学价值，最后结合专业科学领域专家的外审意见，对稿件给予准确公允的评价。进入全媒体时代，网络出版的低成本和开放性、便捷性以及人们对“快餐”文化的需求，使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通过网络论文与成果。在网络海量信息增长、市场经济影响以及目的不纯洁性的促使下，出现了许多“非审定性”的“发表”，导致科学论文良莠不齐，使其科学性与权威性受到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文章进行学术审定的编辑工作则显得尤为重要，编辑要增强学习意识，积极累积专业信息资源，了解最新发展成就，以专业的鉴定能力，以精益求精的态度去伪存真，坚守科技论文的把关职责，保证科学研究的纯洁和公正。随着医学科学的进步，医学分科越来越精细，学科之间的交叉也越来越多。在审稿过程中，医学期刊编辑要借助于学科专家的审稿意见以及自身专业素养决定稿件的取舍。循证医学是医学领域的新学科，在循证医学实践的过程中，医学期刊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在医学期刊上发表的研究成果是临床决策的最佳来源，因此医学期刊编辑的学术审定身份起关键作用。编辑要对其临床资料的准确性、试验方法和治疗方法的合理性、统计学方法的正确性等方面进行审查，准确评估稿件的价值。随着伦理医学对医学临床的影响，医学期刊编辑要依据医学伦理学的规范，注重文章所涉及的实验动物的伦理道德问题，避免影响期刊的内容质量。

1.3技术加工者

技术加工者是编辑主要传统角色之一，优秀论文在与读者见面之前不但要经过编辑和审稿专家的把关，更要经过编辑工作者的技术加工。编辑的技术加工要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内容上要在尊重论文原稿前提下，对学术论文价值进行再创造，对语句成分残缺或表述不清进行修改，达到用词准确、表述精炼，要把好语言文字关。形式上要调理论文的整体格式与体例，规范表达方式与书写方式，调整图表格式与编排等，保证文章符合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全媒体时代不仅带来期刊出版模式的变革，由纸质出版变为网络出版，对科技期刊编辑业务工作也带来深刻的影响和挑战，由传统的单一、静止、平面的方式转变为复杂、立体的形式；由传统纸质手工操作方式转变为熟练应用Word、WPS文字编辑软件对稿件进行编辑加工。在编辑加工过程中要求编辑具有在海量信息中收集和整合信息的能力，能够通过搜索引擎以及专业数据库中的信息，查证论文的一些内容并能正确给予修改或指正。编辑可通过计算机的画图功能或简单的制图软件，对图片进行处理，提高其质量以达到刊物的要求。对于稿件的加工而言，医学期刊与其他期刊既有共性又有自己的特性，编辑应结合这些特性进行编辑加工，以提高期刊质量。医学期刊的专业性较强，对作者的修改意见和专家的审稿意见，编辑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必要时发送校样给作者，充分沟通后再定稿。医学期刊要注重文章科学的严谨性，对内容增删、医学术语、剂量和单位、标点符号、参考文献等要认真校正，及时与作者沟通，以免发表错误信息，给科研和临床造成危害性的后果。医学期刊编辑要正确处理医学伦理问题，包括医患关系、医学进步、卫生改革、医学教学等工作领域中的问题，编辑在加工处理稿件的过程中要遵循科学和社会伦理道德规范。例如对于临床医学类文章，患者有权了解自身接受治疗及预后情况，因此文章中是否签有知情同意书是加工时必须要注意的问题。总之，医学期刊编辑要掌握网络知识和计算机技术等现代编辑技能，不断提升自己，适应全媒体时代带给“技术加工者”这一传统角色的内涵变化。

1.4产品营销者

医学期刊作为出版商品是知识产业的一部分，其发展需要受市场的制约和支配，为保证期刊自身的发展，编辑要成为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赢的营销者角色。在市场经济时代，编辑不可盲目追求经济利益，急功近利，要坚决维护自身期刊的办刊宗旨和品牌，仍要坚持以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为首位。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加快，传播方式立体化，对期刊编辑“营销者”的角色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期刊的经济利益主要取决于期刊影响力的深远与否，而期刊的影响力又取决于期刊出版的内容、出版形式以及读者群等。首先，医学期刊作为医学论文的载体，它包含着先进的医疗技术、疗效好的用药方案以及严谨的科研成果，这些本身就会为个人和社会带来经济利益，编辑要以敏锐的市场嗅觉挖掘这类文章，医学期刊应该采取优秀论文绿色通道等方式吸引优秀稿件，提高期刊的学术水平，提高竞争力，提高市场占有率。其次，作为医学期刊编辑要有经济意识和危机意识，聘请有影响力的专家审稿，提供高水平的修改意见，增加稿件的内涵，为读者提供优秀论文，在以“内容至上”的全媒体出版的大潮中，以内容优良使期刊立于不败之地。最后，全媒体时代使期刊的出版形式发生了变化，医学期刊编辑要适应形势的发展，跟随市场趋势，以多元化的方式出版期刊，提高网络营销能力，以网络为平台，以一定的网络宣传技巧，加强宣传，扩大影响力。读者是期刊的上帝，在期刊与读者的需求之间，体现了编辑营销角色的重要性。随着网络的发展，读者多采用网络搜索和手机阅读等方式获取信息，编辑要建立一种新的营销方式来吸引读者，例如，借助免费阅读部分内容，以吸引读者购买全文。网络传播有即时性、广泛性和互动性的优势，编辑要利用此优势结合营销策略的运用，与读者交流互动，更好地为读者服务，稳定读者群，吸引更多的读者。

全媒体时代的医学编辑工作，机遇和挑战并存，医学期刊编辑要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架构好读者与作者之间桥梁，为其提供优质服务。为读者提供优质服务的关键是为其提供优质、高水平、具有参考价值的文献。全媒体时代，读者获取参考文献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不再单一借助于纸质期刊，而是更多地通过电子介质来获取有价值的信息。读者多通过网络和数据库中的检索功能，通过检索题名、关键词和阅读摘要来判断文章的价值，因此编辑要本着对作者负责、为读者服务的理念谨慎对待，要在题名、关键词和摘要上下工夫。题名和关键词要符合规范、通俗易懂、简明扼要，摘要要抓住全文的核心，使读者能够真正了解文章的价值和创新之处，引起读者进一步阅读的兴趣。高水平的文章是期刊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医学期刊编辑要牢固树立服务意识，充分尊重作者的研究成果，建立与作者的互动机制，构建编辑与作者的和谐关系，保障期刊的可持续发展。全媒体时代，网络技术快速发展促进了编辑更好地为作者服务。编辑可以通过期刊网站、电子邮件、即时聊天工具（QQ，MSN）、网上论坛、微博等更方便、更快捷的方式与作者沟通，实现与作者的即时沟通，倾听作者的需求、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编辑的各项工作，提高工作效率，缩短文稿处理周期，提高优质稿件的时效性，方便学术交流。医学期刊编辑要培养“作者至上、读者至上”的核心价值观，为作者和读者服务应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及时向作者反馈读者的建议和需求，向读者传递自己的思想和理念，真正起到桥梁作用。

3结语

科学科技论文范文第3篇

1．1把握创新方向

坚持战斗力唯一的根本标准，充分认清军队医学科技创新对生成和保障战斗力的重要作用。坚持医学科技创新服务官兵、服务部队的正确方向，切实把解决卫勤保障重点难点问题作为医学科技创新的首要任务抓紧抓好。坚持把主要的人力、物力、财力聚焦到完成平战时卫勤保障科研任务上来，坚持在选题上充分结合医院担负的使命任务，充分结合体系部队官兵的实际需求，充分结合医院的传统优势和科研特色，积极开展军事医学科研，为增强卫勤保障实力，提供坚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1．2强化创新意识

在医学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医疗市场竞争异常激烈的今天，只有抢抓机遇、迎难而上、主动作为，大力开展科研攻关，掌握一批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和项目，才能在医疗市场竞争中勇立潮头、引领［5］。因此，首先在课题选题时就必须遵循科学性、前瞻性、创新性及实用性等原则，保证后续研究也具有一定的领先地位。这就要求医务人员学会查阅中外文献，具备敏锐的观察力，突破传统思想的束缚，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创新研究。

1．3营造创新氛围

科技创新不仅仅是高学历、高职称人员的义务，同样也是各级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责任，人人皆要为、人人皆可为。医院要提高全员全程参与科研工作的热情，分层次分类别明确各级各类人员的科研目标任务。广泛依托科主任、中青年骨干、高学历人才开展院内科研学术讲座，依托科研能手传授创新经验，依托地方高校、军内专家开展统计学、循证医学等科研基本方法的指导［6］，开展科研能力培训，不断提高科研技能。完善科研沟通协作平台，浓厚科研创新氛围。

1．4打造科研品牌

科技创新是学科建设的生命线，但科技创新如果只停留在申报课题奖项、上，没有做好转化运用、形成品牌效应，科技创新的生命力就会变得暗淡无光。因此，要围绕“科技兴院、技术强院”的建设思路，以“跟进国际前沿技术、开创国内创新技术”为目标，贴近临床需求，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整合优势资源，加强集成创新，搞好科研成果转化运用，做大做强优势学科品牌。

2对策

2．1坚持以建设研究型医院为目标，深化科技工作改革

着力强化全院人员“科技兴院、科技兴医”的意识，坚持把医学科技工作列入党委重要议事日程，实施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注重搞好顶层设计、总体规划和政策制定，修订完善《科技工作管理暂行规定》，完善科研激励机制。对科技工作突出的集体和个人进行重点表彰，对SCI论文实行分层次奖励，加大学科平台建设及军事题材科研工作扶持力度；规范科研经费管理，明确课题资金的使用范围［3］，逐个项目设立专项科研经费本，控制不合理开支；对课题研究、申报实施统一计划管理，强化全程跟踪、全程评价，确保科研任务有效落实。加强学术活动管理，承办各级各类学术交流活动，加强多学科联合协作攻关力度，提高医院学术影响力。

2．2坚持以军事斗争卫勤准备为龙头，加强军事医学科研攻关

坚持以“能打仗、打胜仗”为指导，紧贴热点地区、应急卫勤作战样式和战斗力维护开展科技创新。以训练相关疾病和战创伤防治、野战救护为突破点，以体能储备、心理素质、野战救护信息平台等服务战斗力因素为重点方向，开展军事特色科学研究，力争形成高质量的军事医学科技成果。院级重点课题立项，设立创新基金［4］，鼓励科研骨干积极开展军事卫勤科学研究，对卫勤研究实施政策倾斜，结合医疗“三送”、代职和挂钩帮带等活动，与体系部队共同开展课题研究，进一步搭建军事医学科研合作平台，浓厚科研创新氛围。

2．3坚持以拓展科技研究平台为支撑，打造学科品牌

以拓展科技研究平台为支撑，全面加强学科建设，持续打造“六大基地”（大器官疾病诊疗、疑难危重病救治、地方特色病防治、器官衰竭替代、百岁老年病康复、目的地医疗示范基地），发展“三大学科群”（部队常见病训练伤战创伤救治、特色优势品牌、潜力弱势学科群），重点建设老干部保健、高血压管理、胸痛、腹痛、头痛、肿瘤介入诊疗、甲状腺疾病防治、临床检验“八个中心”。全面实施资源整合，在人才、设备、资金等方面重点倾斜，实现“基地”、“群体”、“中心”品牌的整体提升。

2．4坚持以科技兴院人才强院为方针，培育创新人才

科学科技论文范文第4篇

学科建设在高校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科学研究的创新常常来自不同学科之间的互碰、不同理论的互融和不同专业人员的互补.高校在学科资源有限的条件下，科学、合理地选取并开展学科研究活动，进行学科建设，是推动高校科技创新、提升学科建设水平的重要途径.对高校的学科组织机构和科研人员而言，学科前沿是学界和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学者争论的焦点问题、学科尚未攻克的难点问题，以及有研究价值但却被忽视了的问题，了解并掌握了这些问题，将会推动学科建设与发展.

1）学科建设的关键是要具备一定的人才队伍，而高校科技期刊是人才成长的“孵化器”.研究者会将其研究成果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发表，高校科技期刊为科研成果的发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长期以来，《农业科学研究》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办刊理念，始终以稿件质量为中心，突出专业研究特色，所刊发的稿件重视理论性和应用性，突出前沿性和创新性，强调服务社会和科研事业.主要刊登有关农学、林学、植物保护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园艺科学、动物科学与动物医学、食品科学、农田水利与农业工程、生物学、农业经济、新农村研究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农业科学研究》所刊发的稿件在一定程度上不但服务于高校科研教育工作，而且对研究成果及农业科技知识的传播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高质量的内容和产品成为传统出版最大的也是最后的竞争优势.质量是出版物的生命力，要着力提高出版物的质量，高质量的期刊能够获得“双效益”，有利于树立出版单位的良好形象.正因如此，高校科技期刊应当把期刊质量看成出版单位的生命线.高质量的稿件一部分来自高校从事科学研究的学术带头人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不但能够提高刊物自身的影响力，也对科研成果的发表具有促进作用《.农业科学研究》通过优先发表校内相关专业学术论文、设置特色栏目学科的研究进展进行及时、准确地报道，引导和促进高校学科建设的发展，逐渐形成高校自己的专业学科特色《.农业科学研究》坚持农业科技期刊的学术特色和学术水平，突出行业与区域优势，在旱区生态环境、草木产业以及绿洲农业科技方面彰显自己的特色.

2学科建设在高校科技期刊中的提升作用

长期以来，高校科技期刊依托学校重点学科，及时刊发了大量科研成果，在此过程中，实现了高校科技期刊与学科建设互动带来的“双赢”.即高校科技期刊通过刊发的学术成果，发现了一些大有作为的学术新人，如何引导学术新人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刊发在本校期刊上，以及及时追踪其最新研究成果将变得尤为重要.同时，高校科技期刊与学科建设之间要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积极参加院系举办的一些学术活动，了解学院的发展动态，这对高校相关学科建设的长足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高校学科建设作为开展学术研究的组织载体，积累了大量的学术资源，形成了一大批学术人才，他们创造性地开展研究活动，探究新的知识，研发新的技术，解决新的问题，使他们从许多科研工作者中脱颖而出，这些学术人才作为高校科技期刊作者队伍的一股新的“生命力”，促进了高校科技期刊的良性发展.学科是高校最基本的组成单位，高校的地位和影响取决于学科水平的高低，而科学研究的创新来自不同学科之间的互碰、不同理论的互融以及不同专业人员的互补.高校在学科资源有限的条件下，科学、合理地开展学科研究活动，进行学科建设，是推动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学科建设水平的有效途径.而高校科技期刊作为展示学校科研成果优势和特色的重要窗口，以反映科研成果为主旨，重视学科建设中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研究活动，将其学术成果进行刊发，能够有效推动高校科研技术水平的提升以及教学质量的提高.

作为地方高校主办的农业科技期刊———《农业科学研究》，刊登相关学科的新技术、新方法介绍以及研究动态，在面向大众传递大量农业科技信息、帮助科技人员了解当今农业科技发展动态等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农业科学研究》近年来刊发了校内许多优质稿件，而这其中重要的一点便是离不开本校院系科研工作给予的大力支持，离不开学科建设过程中重点学科、优势学科所带来的科研成果.高校要重视和加强学科建设，而由高校主办的科技期刊也要密切注视学科建设的最新动态，同时积极联系社会科研单位，争取优质稿件，并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及时、准确地刊发，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理想局面.目前，《农业科学研究》面临一些困境，如优质稿件数量下降、固定读者群发生变化、发行量下降等一系列问题，除了期刊本身的一些原因之外，例如期刊定位不准确、特色不鲜明等，校内部分优质稿件流失等因素也对期刊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农业科学研究》应及时了解校内相关学科及重点学科的发展动态，争取将校内优质稿件刊发在本刊上，同时学校在科研成果评价等政策上应予以倾斜，调动科研人员的学术研究积极性，从方方面面加大对高校科技期刊的支持力度.

3高校科技期刊与学科建设共同发展、互助共进

凡具备一定影响力的期刊，都会在特色栏目、精品栏目以及作者和读者群等方面做足文章.当前，要想发展农业科技期刊，必须立足期刊自身特点，在刊物市场定位上走出传统，有所创新：①努力打造特色、精品栏目；②密切联系作者，了解其所研究专业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③及时追踪学界相关专业研究的大家、名家，主动出击，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向他们约稿，并及时刊发，实行优稿优酬；④扶持学术新人，善于发现其学科研究的亮点，帮助他们进行探究性地学习，在学科建设得以发展的同时，也为建设新的人才队伍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时，作为高校科技期刊出版单位，在稿件刊发的过程中，出版单位的主体责任不能放松，要重视相关学科研究选题的质量，严格执行“三审三校”制度，等等.高校科技期刊还应发挥学报编委会的作用.学报编辑委员会是高校学报编辑出版工作的学术指导机构，对学报编辑出版工作具有指导、监督和咨询作用.学校聘任各学科专家担任编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充实期刊审稿专家队伍，编委会成员应承担一定的审稿任务.高校科技期刊编委会成员大多来自校内及校外专业学科研究领域的资深专家、学者，他们了解高校科研资源，研究并掌握高校关于学科建设的政策方针，同时关注国内外各种学科的发展前沿及动态，引导学科建设的方向《.农业科学研究》所刊发的优质稿件离不开审稿专家所具有的高深的理论素养以及学术研究的前瞻性，他们独具慧眼，善于发现稿件中具有创新性、有价值的观点，认真、负责地向作者提出可行性意见，帮助作者完善稿件内容，所刊发的稿件既扩大了期刊的影响力，也为学科建设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4结语

科学科技论文范文第5篇

我国自解放以来一直用“科技”一词来涵盖科学与技术两个方面，包括在国务院下属部门中专管科学与技术的“科技部”以及许多单位中的“科技处”等等。毫无疑问，自然科学与技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也必须指出科学与技术虽然关系密切却又区别明显，在许多问题上还真不能混为一谈。几乎在所有情况下使用“科技”一词把科学和技术合二为一，也许是我国的创造。邹承鲁在1999年应《Science》编辑部邀请而写的“ScienceinChina”一文中，谈到了我国当前有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的倾向，而“科技”一词就是混同科学与技术所创造的专用术语。李醒民同志在“科学无”一文中（见《科学时报》2002年7月19日B3版）提到，这个词是有“中国特色”的。我们同意李醒民同志的意见，在我们多年国际科学活动中，也许除前苏联外，还很少见过别的国家有类似的提法。

科学与技术密切相关

科学仅指自然科学。科学和技术同样以自然界为对象，但严格的说，自然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认识自然，包括认识自然界发生的各种现象，剖析自然界存在的所有物质，揭示主宰自然现象的内在规律和相互联系。大至宇宙中的日月星辰，小至组成一切物质的基本粒子，都是科学认识的对象。不仅要认识其宏观和外观，还要认识其内部各个层次上的精细结构，运动特点及运动规律。而技术侧重将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去利用自然，向自然索取，改造自然以适应人类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高标准的生活的需要。李醒民同志指出：技术的发明和使用比科学的历史久远得多，某些技术即使在今天也完全可以脱离科学自主发展。但是时至今日，技术上的进步，总体来说基于科学的发展，科学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不仅都将在一定时间内导致影响人类生活的新技术的出现，还必定极大地丰富我们进一步认识自然的技术手段；新技术的发展又促使我们认识自然的实验手段不断增加、不断提高，从而推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在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中，原子核结构和DNA结构的阐明无疑都是名列前茅的。19世纪末放射性元素的发现，表明元素是可变的。20世纪初，用重粒子轰击破碎原子核弄清了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构成的。这些方面的突破，影响了整个物理科学的发展。生命科学领域也同样如此。生物学不仅研究自然界里所有的生物体，还要研究生命活动的各种表现形式，构成生物体的所有物质，以及这些物质在生命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揭示出生命活动的本质和规律。构成生物体的物质，最重要的是蛋白质和核酸。生命活动主要由蛋白质承担，而生物体的遗传则以核酸为基础，或者说遗传信息的世代相传是依靠DNA分子的自我复制。1953年DNA分子双股螺旋结构的发现和阐明从根本上说明了这个问题。由于构成DNA分子的四种核苷酸之间有严格的两两配对关系，根据双股螺旋DNA分子的一个单股为模板合成另一个单股必然形成另一个和原来的DNA分子完全相同的双股DNA分子，生物体的遗传就是这样实现的。这一发现改变了整个生物学的面貌，使生物学进入了崭新的分子生物学时代。

无论是原子核结构还是DNA分子的双股螺旋结构的阐明，都是科学家研究自然所得到的重大认识，属于科学研究的范畴。而且在一段历史时间内，并没有与技术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这两件在科学发展史上产生了划时代突破作用的发现，很快激发技术上的突飞猛进。正因为对于原子内部结构有了深入的科学认识，才有可能利用原子核分裂所释放的巨大能量为人类活动服务，发展成为今天的核能工业。而根据对DNA作为遗传物质基础的认识，在农牧业上培育和改良物种，在医学上有效地预防和治疗大量疑难疾病，在工业上建立全新的基因工程产业。以上这些在技术上的发展，已经对人类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实际上我们今天所享用的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的所有重要技术成果，几乎无一例外，全部都来源于科学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

如果把技术分为实验技术和生产技术两个方面，上面说的是科学发展对生产技术产生的巨大影响。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实验技术对科学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没有加速器的技术，就不能进行许多重要核物理研究的实验。没有X－射线衍射技术，就无法测得DNA的双股螺旋结构。这两项属于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突破，就无法实现。如果我们纵观一个世纪以来的诺贝尔奖的历史就可以看到，以实验技术上的成果而得奖的，特别是在物理奖和化学奖方面，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包括2002年得奖的在质谱和核磁共振方面的贡献。科学与技术的本质差异

虽然科学和技术如此密切相关，但二者毕竟有所不同，而且有本质的差异。科学以认识自然、探索未知为目的。虽然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但是却有它的不可预见性。具体的发展途径，哪一项突破在什么时间在哪个实验室出现，一般来说是不可预见的。科学发展史上的许多重大突破，以百年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例，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获奖者从本人的兴趣出发而进行工作的，有的甚至是工作中偶然的发现，是原先完全没有预料的事情。而按照预定的计划，组织安排而最终获得突破的反而只是极少数。好像还没有哪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是通过有目的的预先组织，精心安排、刻意培养而产生的。而技术是以对自然界的认识为根据，利用得到的认识来改造自然为人类服务。由于它有了科学的根据，就可以树立目标，因此总体来说是可预见的，也是可以根据人们的需要和现实的可能，包括人力、资金和技术条件进行规划的。

建国初期所进行的“科学规划”（实际上是否应该说是“技术规划”）得到了巨大的成功。原子弹爆炸了，火箭上天了，半导体工业建立起来了。但是这些技术成就，毕竟都是国际上已经实现了的，因此也是可以规划的，可以指日实现的。然而当时在科学方面的学科规划呢，由于不像技术方面那样有硬指标可供检查，就有些说不清楚了。当然我国的科学在解放以后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是国际上的科学家也不是在原地踏步，与建国初期相比，我们现在和国际上科学先进国家的差距是缩小了，还是扩大了，这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了。

这一事实至少从一个方面说明了科学是难以进行规划的。20世纪50年代的学科规划只不过是规划了应该在哪些方面进行工作。回想半个世纪以来科学发展的现实，有许多重要发展是当时没有预见到的，例如这几十年来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分支学科。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些新发展而完全按照当时的学科规划进行工作，我们就会蒙受很大的损失，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1978年DNA双螺旋结构建立25周年之际，英国《自然》杂志记者采访克里克教授，要他预测到20世纪末生物学可能取得的成就。克里克回答说科学发展是不可预测的，过去的预言家大多是以失败而告终。他只是说，“我们现在见到的生物学问题，到20世纪末都可以解决，但是那时又会有新的问题出现。”现在看来他的预言也没有完全实现，例如癌症问题，当时在美国还是属于有一定程度组织安排并限期解决的问题，到现在仍然没有解决。克里克教授也是一位失败的预言家。

技术上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见的，也完全是可以规划的。特别是国际上已经实现的技术，我们做一个具体的规划，安排一定的力量，经过努力在一定时间内完成是可以做到的。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所制定的科学规划中有关技术部分，都属于这种情况。80年代在四位院士倡议下制定的发展高技术规划，也属于同样性质，在总体上也同样顺利实现了。但是要实现国际上还从未实现过的技术，特别是那些包含科学上尚未解决的问题的技术，就很难预见何时可以实现了，例如核聚变能量利用问题。虽然时见全世界媒体的炒作，迄今也无法断言何时可以实现。

在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发展难以预见，因此也难以规划。我们可以做的也无非是和半个世纪以前一样，勾划出各个学科中的主攻方向而已。但是如前所说，科学发展有一定的不可预见性，我们现在看见的主攻方向是根据当前的科学发展态势所认定的重要方向，若干年后整个科学发生变化，重要方向也会随之变化。如果我们硬性规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就必然失去机会。我们认定的主攻方向也必须随时修正以适应形势的变化。试想20世纪90年代初，人类基因组全序列的测定还没有提上日程时，我们如果在当时制定规划，在生物学领域内我们能够预见到蛋白质组学，能够预见到生物信息学吗？

以认识自然为目标的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由于探索性强，结果一般难以事先预见，原创性强的技术研究也是如此。因此除可以明确总体研究方向外，常常难以事先设定具体的研究目标，难以事先规定进度，或强求完成的日期。毋庸置疑，自然科学史中众多重大突破都是自由探索的结果。从物理学上牛顿力学的建立，电的发现和电学基本定律的建立；化学上门捷列夫周期律的建立；生物学上细胞的发现，孟得尔遗传定律的建立等，都是自由探索的结果，这些都已经在实际应用中产生了众所周知的巨大影响。类似的例子实在是举不胜举。在20世纪内所有诺贝尔奖获奖人中绝大部分都是由于在基础研究领域中的自由探索而获奖的。20世纪一百项重大事件中名列前茅的，像青霉素、半导体和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曾分别获1945年、1956年和1962年诺贝尔奖，这些也都是少数科学家自由探索的结果。而它们在实际应用上的巨大影响已经深入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近年来获诺贝尔奖的基础研究成果，如超导现象和新高温超导体的发现，胆固醇代谢调节，癌基因的发现等，仍然是少数科学家自由探索的结果，这些发现必将对21世纪人类文明产生巨大影响。

科学与技术的不可预见性

我们不是完全否定规划的重要性，而只是指出科学和部分含有原始性创新的技术都有相当程度的不可预见性。我们在制定规划时务必充分认识这一特征，规划可以一方面指出方向，而在另一方面也必须同时鼓励自由探索，不要在科学上设立，并且在规划中留有充分的余地，以便在形势发展时可以随时修订。

当前在我国科学界流行的追赶国际科学发展热点，体现在对设定项目的高强度支持，这对我国科学努力追踪和赶上世界发展潮流是重要的。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设定热点项目的多数已经是全世界科学家辛勤工作了多年，有的项目年数已在万篇以上，超过我国全年发表全部SCI论文总数，要在这些国际上已经充分开放的领域中有所突破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当然这决不是说我们不应该进入热点领域，热点领域的研究往往对科学发展有重要作用，进入热点领域，在热点领域内进行工作以积蓄力量，对发展我国科学还是有重要作用的，我只是想强调在热点领域内取得突破的艰巨性可能更大一些。我还想强调的是我们必须看到自然科学的发展有一定的不可预见性，因此既要重视热点领域，又要鼓励在那些目前虽还不是热点却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基础研究领域中去进行自由探索，对自由探索中已经取得有意义进展的项目，不仅不能予以限制，还要给以鼓励和支持。二者的关键都在于有自己创新的学术思想，这样才能在根本上有所创新和取得重大突破。没有自己原创性的学术思想，不仅进行自由探索寸步难行，进入热点领域也只能永远模仿或重复前人的工作，最多也不过为前人成果锦上添花而已。

科学和原创性技术的发展需要长期积累。自然科学的发展经常是波浪式前进的。在一段平稳发展的时期之后，会出现一件重大突破性贡献而给有关领域带来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引起大量在有关领域工作者的密切关注，并涌入这一领域工作，造成一哄而起的局面，形成科学中的热点，这在国际上也是常有的事。当然我们应该看到，一些热点领域对于科学长远发展有其内在的重要性。因此，对于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而言，从全面布局考虑，安排适当力量去追踪热点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又必须认识到，在一件突破性贡献发表之后，一些较为重要的后继性工作，往往已经在同一研究集体，或有密切关系的研究集体中酝酿已久或者已经在积极进行，并且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就会陆续发表。外来者，即使急起紧跟，也已经落后了一个位相，在多数情况下，只能拾取一些残羹剩饭而已。

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突破性进展常常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经过长期艰苦努力，大量工作积累的结果。不用说佩鲁兹和肯特鲁关于蛋白质晶体结构分析的工作是经过长期努力才开花结果的，就是沃森和克里克关于DNA双螺旋结构的重大突破，看似突然，实际上如果没有剑桥关于X－射线衍射研究几十年的积累和威尔金森等人长期关于DNA衍射数据的收集，这一突破也不可能从天而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