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民为中心论文范文第1篇

一、模糊与纠结:民族性话语的内涵及命运

(一)民族性话语的内涵

民族性话语往往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民族话语权等概念纠结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复杂的概念群，其间的界限与关系含糊不清。从学术考古学和理论谱系学上看，这个概念群仍然是西方舶来品。总体上讲，在西方学术界，学者对这些概念的区分也是五花八门、各说各话，并未形成一个固定的、为大部分人所普遍接受和认同的结论。这自然很符合人文社会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在中国学术界，古今问题和中西问题是每个历史时期的显著问题和矛盾的集中地，是选择中国文学理论发展所必须回答和必须解决的前提，所以，这两组相联结的问题必须用一个概念或范畴加以表征才能进一步形成理论话语系统。这个范畴就是“民族性”。“民族性”的概念和定义同样相当模糊。“对特定群体和类别的人们来说，民族性概念可能是主观的或者客观的、含蓄的或者鲜明的，明显的或者隐蔽的，可接受的或不可接受的，自相矛盾的或者含糊不清的……。它们把这些标识联系到关于文化—社会—阶层—种族或国家的思想上。”［1］(P225)若从辞义上考察，在英文中，“民族性”可以是ethnicity，也可以是nationality，前者指族群意识，后者强调国家意识。当从人类学的角度把中国视作一个多民族国家时，民族性即ethnicity;若把中国当作一个各民族的共同体即“中华民族”时，民族性即nationality。近代中国是以整体的“中华民族”这一主体与西方世界发生关系的，所以更侧重于国家意识方面，民族性等同于国家性。但是，无论是ethnicity、还是nationali-ty，都强调在与他者的比较中自我作为主体的基本属性，即我之区别于他者的自我性、独特性、差异性、完整性。这就是民族性话语的核心。因此，“民族性”是基于本民族的独特属性而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比较概念，它试图清晰地标识出不同民族主体之间的差异与界限。或者说，民族性即对自我共同体的标志和属性的一种主观认同和追求。文学理论的民族性概念则禀有中国文化的心理、情感特征，二者呈现出同质同构的存在样态。“在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领域，‘民族性’这一概念的产生以及关于这一概念的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论争，从根本上说，是最充分地体现了上述中国文化的发展特征的。”［2］(P239)中国文学理论近代化、现代化的转型过程，历史地表现出古代传统文论被否定、西方文学理论处于强势地位，从而自然而然地在文学理论自西向东的流动态势中呈现出中与西的对立、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一般而言，越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存在，越是需要强调其存在的自我性、合法性。近代以来，虽然古代文论暴露出更多的自身缺陷，然而中国文学理论的新形态却远未生成，中西对立、强弱对比的语境所造成的中国学人文化心理上的陷凹，愈发导致文化心态上的焦虑、急躁、以及明确的功利目的。由此，建设“当代的”、“中国民族性的”文学理论，便成为中国文学理论的历史任务和主题。“中国的文学理论”逻辑上就等同于“民族性的中国文学理论”，民族性话语由此层面折射出民族文化与文学理论的弱势地位和复杂心理。

(二)民族性话语的历史纠结

民族性话语是民族主义思想的衍生品。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首先是近代的，其次是较为复杂的。虽然这一思想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最深层的意识力量，然而，历史地看，无论是民族主义思想还是民族性话语，都存在着内在的深刻悖论:从情感上需要强化，在理性上却予以反抗;从政治上需要认同，在文化上却必须反对;从国际关系上必须重视，在国内关系上却必然淡化。即表现为在此种场合的反抗和在彼种场合的尊崇。但是，不管承认与否，民族主义文化心理永远是中国学者的指导意识，居于压倒性地位。然而，随着历史的演变发展，有三个原因也导致学者们的理性意识不能完全屈从于纯粹的情感形式。其一，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矛盾是明显的，而全球化与地方化却在矛盾的张力中同时得到强化。于是，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悖论成为中国学人的理性泥淖之一。其二，西方现代哲学与近代哲学不同，近性主义哲学、欧洲中心主义图景、政治上的专制主义与封建主义、人类学的男性中心主义等等，表达的是同一个结构主义主题，即一个具有一个中心、一个完整而明确的意义的结构。这里，中心永远居于权力地位，权力与信息影响从中心向四周扩散并控制边缘。而到了现代，西方现代哲学最为集中的改变和表现形式，是取消了中心、否定了意义、修改了信息流动与权力控制的单向性，并强调对话、平等及意义的生成性。这种变革为中国学者欢呼，因为它与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和”形成遥相呼应、殊途同归的态势，由此，视界融合、对话商讨、以及对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成为中国学者的理性追索形式。并且，由于这些思想均来自于西方，所以中国理论的他依性、缺乏原创性也在此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其三，民族主义有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之分。中国学者具有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意识，强调对外关系的对立与自我的独立，这可谓政治民族主义;同时，中国学者还具有天下意识、开放意识、以及理论探索上与日益强大的国势相对称的学术诉求，而这种种的思考又不断强化着他们的文化认知与使命。因此，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的交错对立往往同时出现在理智和情感中，撕扯着他们的灵魂，令他们表现出在民族主义取舍去从上的选择之难。除此之外，客观上讲，民族性是一个民族的本质属性，这种属性必然能够从当下的文化现实中分析结晶出来，民族性就是本民族文化的核心属性。从古代中国的历史发展来看，中国文化的民族性特征是非常明显的，但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处于外来压抑、中西混杂、未有主导、无所适从的境地，无法使之生成一个基本固定的、可供分析的民族存在属性。那么，在逻辑和现实必要性两个方面，民族性必然寻求“传统”这一力量的支持。尽管传统是变化的，但是传统基本是有据可查、可资立足的，所以，民族性与传统达成了话语权的同谋，民族性通过传统的内容与形式加以表达和再现。这样，民族性话语的深层结构无不具有传统性、后视性、复古性、保守性，而且，这种保守性有时还呈现为极端激进的保守。这类封闭保守的民族性话语或隐或显地存在于近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各个历史阶段，以中国本位为旨向，试图在不可规避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大潮中捍卫传统文论的民族地位。如果说，这种内含多重动因的言语表达显示了政治的策略和必要性的话;那么，当历史跨入了21世纪，在历史文化语境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若仍抱守这种带有封闭色彩的自我独特性显然已不合时宜，也已成为拖拽中国文学理论健康发展的后滞力量。因此，这种单向立足于自我传统资源的民族性话语势必历史地走向终结。

(三)民族性话语走向终结的现实逻辑

首先，中国文学理论的民族性话语母体是一种“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民族主义，民族性的认同和民族属性的确立，产生于与西方世界的不对等交往。中国古代较少民族主义概念，只有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主义，这种民族观在晚清以来由于国家地位的改变而发生了逆转。在被动开放、中外文化不平等交流的背景下，中国人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屈辱心理与奋发自强的救亡图存意识相互交织，中国文化书写了漫长的争论与探索的文化变迁史。屈辱心理和情感焦虑支配着从改良主义到洋务运动、从辛亥革命到、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等不同阶段的抗争与探索，期间，中国学人一直在寻找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恰适关系，寻找中国文学理论在世界上的位置、以至中华民族区别于他者的特殊属性，从而形成了挑战与应战、批判与调和、接受与排斥的中西文化关系的摇摆机制。由此，中西、古今之争也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变迁的一个重要内容。当然，中西和古今可分为两个大的问题，但古今问题是由中西问题引起的，中西居于主导地位。也就是说，中国的民族主义产生于近代中国与西方世界既有民族矛盾、又有民族交往，既要反抗西方、又要学习西方的时代困境中，建基于国家民族之间不平等的发展形态和文化心理的对峙中，所以，每当中外各层面的冲突产生并加剧，民族性问题就会集中出现，成为一种对外防御和自我保护的工具。因此，我们发现，民族性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它更多适合于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归属于特殊的历史范畴。而当中国国家实力上升、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处于平等对话的良性态势时，整个社会文化心态便会发生不同以往的变化，以“对立”和“保守”为特征的中国民族性话语自然会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失去根基，走向消弭和终结。其次，民族性具有情感性，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对文化“自我身份”的焦虑。对民族文化的认同越强烈、越明确，民族自豪感就越强，越能焕发出民族精神;而在遭遇外来文化压力而被迫作出文化调整时，文化认同或文化身份的确认问题也会暴露出来，形成在文化选择过程中的认同危机和情感压迫。这一点与具有主动引进外国文明传统的日本不同，在充满民族文化自豪感的中国，外来文明渗入的每一步几乎都是被动的、曲折的，几乎都与民族生存和社会危机休戚相关。故而，中西文化之争具有十分明显的政治性质，文化领域中出现的混乱、冲突和丧失自信，被视作整个民族动荡、危急和丧失独立性的精神表征。于是，中华民族形成了较强的消除中西文化的不平衡、重建民族文化体系、重新找到民族自信的历史紧迫感。这就是“民族性话语”的情感“焦虑”。这种情感焦虑与义理性、逻辑性不能划等号，民族性具有合情感性，却未必具有合理性;封闭与保守的文化追求与开放、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相违背，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所以，一旦我们用义理性来考察反省这个问题，民族性就会成为一个过时了的历史问题，就会在理性的审视中变味。因此，理性的平和、视界的高远，以及中和的理念、融通的操作模式，必然取代偏激保守的民族性话语。再次，自我与他者的复杂关系所产生的民族性话语的内在悖论和张力，也使之充满了解体的必然性。民族性话语一方面强调处于封闭形态的自我性、区别于他者的独特性;另一方面，这种自我性和特殊属性又必须依赖于他者的烛照才能得以显示。

这种必须拒斥和不得不接受的内在悖论，瓦解了民族性话语本身。民族性通过对比与否定的机制来实现，民族性这个概念的主要功能，是用来在某一群体与另一群体之间作或明确或含蓄的对比，这样，任何时候使用民族性概念，肯定都有“我们”与“他们”之分。然而，标识和对比本身又是动态的，是随着环境背景的变化而变化的，同时，这些由不同的层次、标识和对比所建立起来的界线并不排除人们在各个群体或类属之间的往来，也不因他们的往来而阻止了民族的认同或被认同。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学理论的民族性话语又内含着辩证理路，在特定的社会或民族国家中，“我们”和“他们”的对比是通过否定的范畴来确定的:对比是中与西、古与今的对比;否定是对传统的否定，也是对西方的否定，更是对自我的当下状态的否定。这就是民族性概念的辩证法。这样，对于他者的依赖、对于“对比”关系的强调，必然要求民族性走向一种交流形态的共存———民族主体在对立格局中与他者悖论共生，在与异族的交往中借助异族去指认、想象并生成自己。所以，以封闭为特色的民族性与开放性旨向是完全不相容的，民族文化的发展必须以开放性为前提。从现实的情景来看，虽然这种内在的逻辑在中国似乎很难展开，近代以来，民族性话语在多个历史阶段之所以成为引人注目的话语表达，总是隐含着对立排他的多重缘由、以及民族情感的诉求，甚至任何以推拒姿态置自我于世界之外的诱因，都会成为保持“自我存在”、保持纯洁性的心理先导。但是，经过了漫长曲折的社会现代化的转型，在当下中国，如果我们真正既要保持文化的民族个性、又要不断吸收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因子，如果我们真正要在对话、交流、融合中熔铸出具有现代性新质的中国文化;那么，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秉持开放的旨向、博大的胸怀就是必不可少的，狭隘、封闭的民族性话语也就必然走向终结。

二、“虚在”与“实存”:民族性话语的历史存在及消解过程

(一)民族性话语历史存在的三种形态

中国文学理论的民族性话语，有一个从显到隐、自身演变消失的历史过程。从文化发展的历史形态看，民族性话语的历史存在可以分析为:

1．作为纯粹的民族情绪和心理表征的、强势的民族性话语。作为民族情绪的一种表达，民族性以偏激的保守为特征，拒斥外来文化。这种民族性作为心理上的强势话语，得到中国人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认可。但是，尽管其势力强大，却未必在实践中得到实在的回应与应用，处于“虚在”的状态。

2．与开放性并生共在的民族性话语。中国文学理论被动变革、不得不走中西融合会通之路，以及由中西文化论辩体式所呈现出来的文化震荡，具有被动的开放性。这里，民族文化对西方文化或拒或迎，民族性的保守性与实际上的开放性并行不悖。只是，这里的保守性作为纯粹话语形式被架空，开放性却是这种民族性的历史实在样态。

3．正在消失的民族性话语。在国家日益繁荣、社会心态日趋理性的今天，极端保守的民族性话语已经失去了任何存在的意义，中国文学理论正表现出中和的胸怀与姿态。如果说，在2中，1作为制衡全盘西化的力量、同时也能够多少反映当时学界的声音包括文化的焦虑心态，有其存在的历史必要性的话;那么，在3中，“虚在”的情感上的民族性及其心态已经基本消失，如果继续延用“民族性”这一概念，那么其内涵和外延均需重新界定。与其如此拖着一个不合时宜的概念的沉重尾巴，还不如直接以3的形式终结了它更好。我们再来具体分析。民族性话语作为第1形态主要集中于之前，在改革开放后的文化论争中也时有体现。南社成员冯平面对西方文化东来之汹汹气势就大声疾呼:“慨自欧风东渐以来，文人学子咸从事于左行文字，心醉白伦之诗，莎士比之歌，福禄特尔之词曲，以谓吾祖国莫有比伦者。呜呼!陋矣!……彼白伦、莎士比、福禄特尔辈固不逮我少陵、太白、稼轩、白石诸先哲远甚也，奈何尽弃国学而学于人?”

开了中国近代以来文学理论复古的先声。一战后，梁启超欧洲游历归来，发表《欧游心影录》，痛斥欧洲文明之弊病。梁漱溟著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坚信人类文化要发生“由西洋态度变为中国态度”的“根本改革”，全世界都要走“中国的路，孔家的路”，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之复兴”。陈嘉异在长篇论文《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中，认定东方文化有西方文化不可比拟的巨大优越性，“故将来之世界文化，必为吾东方文化此等精神所缔造而成”［4］(P311)。1949年之后的30年，我们总体上闭关锁国，可谓一元独尊，然20世纪90年代举“失语症”旗帜的人依然认为，“当代文学批评的有效话语是自‘五四’以来不断引入的西方文论话语，而国学精粹———中国古代文论却束之高阁正被人淡忘，他们把这种‘胡音噪闹，母语希声’现象称为‘失语症’”［5］(P819)。由此可以看出，在一个多世纪汹涌激荡、你来我往的中西文化交战中，民族性话语时不时会跃上风口浪尖，成为时论核心。但是，保守的民族性话语尽管强势一时，又会历史性地快速跌入谷底，遭到各方面的批评和抛弃。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民族性确乎是中国近代以来民族文化心理最恰切的表达，但是，保守的民族性却总是在各个时代都受到质疑批判。从历史的实在状态观察，这种极端狭隘的民族性话语尽管真切地表达出国人的民族性心态，但是，中国人对待外来文化又从来不是封闭拒斥的，这就使得此种狭隘的民族性话语事实上成为不受欢迎的话语形式，沦为一种潜在的情感式“虚在”，停留在空洞的概念意义上;而真正在历史现实中占有更多话语权力、发挥实际效力的，是在跌跌撞撞地对外开放中的互动与融合。开放性，才是中国文学理论对外关系史的“实存”态度和状态。在2中，民族性话语的封闭性与开放性处在并在态势，开放性对封闭性从民族性话语内部展开了重新阐释与消解，从而造成民族性话语的歧义和由保守形态的“虚在”向开放形态的“实存”的潜在变化。这里，民族性话语没有也不可能被完全抛弃，但是却被从内部阐释为两个内涵:A，保留第1形态的纯粹民族性话语的情感特征，它仅仅作为精神符号和概念而存在;B，释民族性为开放性，认开放性为民族性之必有内容。表面上看，前者仍然处于话语的显赫地位，但在实践上却被架空、忽视，后者才是实践中的实存状态，并且，后者对前者的再阐释，也表现出一种伪装成民族话语的新话语。尽管A也还能在一定语境中得到共鸣，但它因为不能适应当今世界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现实境遇，不能为中国文化提出切合实际的突破性良方，必然沦为纯粹的情感符号和概念。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放弃了民族性话语A，那种伪装了的、被重新阐释的“民族性”话语B也并非对民族性话语A的实质视而不见，只是没有否定民族性话语A的心理背景和需要，并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中，从依然顽固的民族性话语的内部开始革命性的颠覆，在实质上开始抛弃A这个作为情感和纯粹概念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空壳。事实上，这种剥离民族性话语的孤立性、封闭性，从B的角度阐释民族性、倡导民族文化的融合或综合，随着历史的发展在数量和影响力上远远超越了A，甚至让人有种错觉，以为民族性就是B这种融合会通的实际操作方式。可见这种消解的力度之大。虽然A与实际操作层面的、重视中外文化交流和对话汇通的B同时存在，但是我们要做的，仍然是通过变通的方式对民族性话语进行内部改造和重新阐释，并历史地表现为在实践领域里对民族性狭隘心理的摒弃，以推进A这种民族性话语的彻底“虚在”化。这样做，既不伤害中国处于低凹地带的文化自尊，又能确保中外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路径的畅通。

(二)民族性话语在胶着中突破

无论中国人的情绪如何焦虑，或如何试图强化自我特性，中国文化包括文学理论的发展事实上却无视这种民族性情结;无论“民族性”的要求多么强烈，“中国文学理论”却不可能仅仅是“只有中国有，其他人没有”的东西。更多中国文化内核的发掘，以及民族文化关系在本质上所具有的社会性、交往性等等，都导致民族主义理论及其话语不能再作为强势话语统摄于学术殿堂。然而，它又不能被放下，于是，作为解决这一尴尬局面的手段，民族性话语就只能从内部改造、重新阐释，促进和壮大以“开放性、对话性、平等性、融合性”为基本特征的内涵表达。在中外古今多维的复杂关系中，传统和西方文化发生了长久的争执与摩擦、批判与融合。比如，我们经历了近代以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论争;五四时期，有着“全盘西化”式的“批判”，调和论者折中公允的理性态度，学衡派“情感中立”的文化融铸论，十教授的“中国本位文化论”，战国策派的“文化综合时代论”;以及之后的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形成为标志的“融合”等各种典型形态。在以上种种形态中，开放性永远都是实存的文化主旋律。尤其是20世纪末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文学理论也走向了新的改革开放:改革是文学理论范式的革新，开放是与世界文学理论的对话、交流与融合，八九十年代文学理论的盛大景观就是在“西化”与“传统”的并行与纠葛双重力量的作用下铸就的。人们对西方文学理论有热衷、有抵制、有平静的思索，同样，对自身文化传统也有怀念、有反思、有重建。这种文化多边力量的交互影响与作用，正是新时期文化和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鲜明特色。我们看到，新时期的文化和文学理论建设表现出两种相反的路子，即以“现代化”与“方法论”为主题词的西化之路，和以“国学”为主题词的传统之路，并历史地呈现为一中一西、一左一右的两种力量、两种道路的对立与互补。正是在这种双重力量的综合作用下，新时期文学理论在中与西的斗争对立中融合会通，在多元文化背景下走向综合与创新，其胸怀之博大、志向之高远、精神之刚健、德性之宽厚，前所未有。历史自然地抛弃了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民族性话语，走向第3形态。21世纪以来，文学理论研究愈发在心态上趋于平和，在路径上趋于明确，在方法上趋于多元。究其原因，一方面，中国文化传统研究多年来积淀了许多丰富成果，尤其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整体性“和合”思维，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重新挖掘和重视;另一方面，西方现代思想界亦开始呈现出新的动荡和创造，以阐释学哲学、存在主义、现象学、新历史主义、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哈贝马斯的商讨理论，以及后现代主义对西方中心主义及其固化的结构、单一的意义的颠覆消解等，都使得多元思维、无中心结构、对话与共同体的存在形式、意义生成的历史性等理念成为一种时代主导，这些思想渐次被中国学人所接受。这样，中国古典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哲学思潮在更多的层面产生呼应，促使中国学术界酝酿形成新的天下主义:它既消除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自卑，又削弱了对西方文化的崇拜;既矫正了夜郎自大、天下独尊，又不必惟西方文化思想马首是瞻，从而达成“古今转换、中西会通”的共识。如此一来，在信守中外融通、古今转换的必然路径前提下，中国文学理论那种含有偏激保守情绪的“民族性”话语，事实上正在走向终结。这是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

三、会通与转换: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图景前瞻

如果说，保守、焦虑的民族性文化心态和情感在对话与交流的语境中消失，中国文学理论抛弃了对立，抛弃了对“自我性”消失的担忧，走向视野的融合，走向文学理论深层次的结构性革命;那么，也就宣告了与此相关的民族性话语的彻底消解。当虚构的理念不再发挥作用，当中国文化的发展不再困守于民族主义的紧箍咒，这便预示着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开始卸下沉重的心理负担，轻装上阵;同时，便也只剩下了“中外会通、古今转换”这一实践操作方式，让我们能够走向实际，进入实践环节。“在涉及到当代中国文论发展的文化选择方面，主张重视传统文论资源，融会古今，贯通中西，走综合创新之路，这种见解毫无疑问占据着主导地位。”［6］在独立以保持自我性、对话以成就关系性的文化场域，如何致力于找到自我与他者对话的渠道，惟有真正“通”开。会通、转换、对话、融合，其最终目的是“通”，只有通了，才能架起二者自由往来、资源共享的桥梁。“通”，是中西文学理论交流的最高境界，而要做到“通”，必须在深层次的心理结构图式上完成“格式塔转换”，即心理结构的整体转换。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要义在于“同”和“通”。是以“通”求“同”，以“通”达“同”。“同”是一种宇宙存在的整体状态，包纳万物万事;而“通”则是克服万事万物之间的差别和隔阂，通过事物与事物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达到物物相通、人物同在的一种途径和状态。“通”的精义所在，并非是否认事物的差异性并消灭它，并非是强求一致和同化异己，恰恰相反，而是强调同一性和差异性的互通共在。“‘通’是中外古今文艺理论交流融合的桥梁，中西传统在这里进行碰撞和交流，传统与现代在这里进行对话和应答。”［7］(P14)当然，相通不等于相同和划一。当我们发现和理解这种应合现象时，并不仅仅是去说明和描述某一理论事实，而且要去理解和阐释这种现象存在的可能性和潜在意义，进入一种善出善入、东西交融的境界。由此，我们应该把对传统的理解和对现代的描述结合起来，在寻求理解中理解自我，追寻东西方美学的原始魅力，确立整体性的东西方相通的理论渊源。

以人民为中心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欧洲音乐中心论；多元文化；文化相对论；民族自我中心偏见；反相对论；民族音乐学

一、“欧洲音乐中心论”的思想特征与形成

“欧洲中心论”在十九世纪得以发展，它是一种人文科学领域的思想偏见，所谓人文学科关注人的产品的评价和价值。这种观点表明了欧洲人狭隘的历史观和世界观，他们忽视了其他民族的文明贡献，他们对欧洲以外的世界缺乏了解，并以自我为中心，最终发展成为整个世界，乃至各个领域都是以欧洲意识作为主体意识的现象。“欧洲中心论”最早是由黑格尔提出，他认为欧洲是文化的中心，东方的印度、中国还未进入历史，并都处于历史的边缘，只有欧洲从古希腊才慢慢进入历史的中心。兰克：“印度和中国根本就没有历史，只有自然史。”所以他认为世界历史就是欧洲历史。欧洲至上的观念逐渐普及，并成为全球主要思潮，可以清楚地理解欧洲中心论者认为文明的意义与价值都必须由欧洲界定，因为只有欧洲的发展史既具有独特性，又具有普世性［1］。而“欧洲音乐中心论”是“欧洲中心论”的衍变与发展，是欧洲人将其音乐作为世界音乐主体的一种理论概念。

二、“欧洲音乐中心论”对于欧洲音乐与外来音乐的比较

世界多元文化的发展是一股强劲的理论思潮，也是一场深刻的实践变革。从中我们应当认清欧洲和非欧洲音乐之间存在着“差异”而非“差距”，各国的科技存在着差距，但各个国家的文化则不存在差距，存在的只是差异。“欧洲音乐中心论”承认文化的普遍性，主动把欧洲文化普遍化，取消多元文明的存在，使世界文明一元化。欧洲音乐与非欧洲音乐不是差距而是差异，差异的根源是文化，而世界不同的音乐教育就是理解不同的文化。“欧洲音乐中心论”即“差距论”也是代表着一种“社会进化论”的观点，它是一种认为人类历史将由低级到高级，由蒙昧到文明，沿一直线无限进步和无限进化的哲学思想，本质上是企图以欧洲文化来取代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战略，他们硬性的要去征服多元文化的各民族而“差异论”则是对时间直线性的否定，对文化多样性肯定，用“宇宙中心主义”代替“欧洲中心论”。

三、比较音乐学——非欧洲音乐的发现与“民族自我中心偏见”的产物

在杜亚雄著《民族音乐学概论》中，他对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做了纵向的概括与分析。以下是笔者结合他的民族音乐学的纵向发展理论来探究“欧洲音乐中心论”的瓦解的原因。

谈民族音乐学的发展，不得不追根到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早在18世纪就已经出现了有关非欧洲民族音乐的书籍。如法国民族学家拉菲陶在1724年发表《每周蛮族习俗——原始时代习俗比较》比较了南美洲和北美洲土著各个部落的乐器；法国外交官1751年出版的关于土耳其音乐和欧洲音乐比较的专论《关于东方音乐与欧洲音乐之比较》；英国派驻在加尔各答的法官于1784年发表《论印度音乐的调式》；住在北京的法国传教士则在1779年发表《中国音乐古今录》，向欧洲人介绍中国音乐。这些著作的作者虽然不是音乐学者，但他们以“局外人”的客观视角观察了非欧音乐，并将它们和欧洲音乐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这样便产生了对音乐进行比较研究的方法。

19世纪，由于欧洲对东方进行军事侵略和殖民扩张，欧洲国家同时也对东方音乐进行了研究与探索，随后东方音乐逐渐被欧洲重视，这也是民族音乐学得到发展的原因之一。欧洲人的思维模式是“抓住一个东西，特别是物质的东西，一直分析下去，分析到极其细微的程度。最后往往忽略了整体联系，物我两者的对立十分尖锐。”所以试想在欧洲人对东方地区的殖民扩张过程中，他们会产生对东方文化的好奇与掠夺心理，那么欧洲人可能会狭隘地并带有主观色彩的视角去研究与分析东方音乐，然后在他们殖民的土地上给那里的文化也打上欧洲霸权主义的烙印。

所以在“欧洲音乐中心论”的问题上，也可以看出欧洲人这种物我两者对立的矛盾冲突，把自己画进一个圈子里，用主观的眼睛去观望外面的世界文化或是直接地忽视，顺其自然地只是把它们视为欧洲文化的一个阶段。如果说欧洲音乐文化的发展道路即为全人类各民族音乐的发展道路，不仅与目前已知的历史不符，而且也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

从学术上看，“欧洲音乐中心论”是欧洲人以己群主观态度观察和衡量一切事物的民族自我中心偏见的产物。音乐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更多关注的是人的价值，我们可以通过聆听各民族的音乐了解到世界各民族人们如何看待生活。但“欧洲音乐中心论”已是“民族自我中心偏见”的产物，也就是说欧洲人已经不再把音乐当做是一种纯粹的人文学科，而是验证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功能理论，即社会——经济——政治体系，有人想把音乐变成一种政治手段，帝国主义者利用了这一出自民族自我中心偏见的学术观点，为他们奴化和殖民被压迫民族的政治目的服务。这种具有政治目的音乐文化传播慢慢扩散到了东方，意图想要拔掉东方各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根，进而从精神和观念上征服东方人，“欧洲音乐中心论”显然已成为欧洲帝国主义发展其侵略的一种政治武器。梅利亚姆提出过的音乐的十大功能，即：情绪、审美、娱乐、传播、象征、身体反应、社会控制、服务于社会制度和宗教仪式、文化延续、社会整合。而这里的“社会控制”是否指的就是“欧洲音乐中心论”的音乐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呢？还是单纯指音乐对于各民族社会的一种精神、文化的支柱呢？

四、柏林学派与传播学派的“反进化论”

柏林学派的音乐学家们站在欧洲音乐文化的立场上进行音乐形态的的比较，认为欧洲音乐文化的形态高于其他地区的音乐文化。某一音乐文化中的音乐形态与欧洲相异，即为“简单”和“落后”。这样就形成了“欧洲音乐中心论”的观点，即认为世界上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音乐文化只相当于欧洲音乐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阶段。但后期柏林学派的音乐学者们发现了用“进化论”来解释音乐发展的弊端，从而转向了文化人类学的传播论学派的观点中，加入了反进化论的传播论学派。他们把各种文化因素在世界上不同地方的出现解释为一种文化从一个假定的人类与文化的摇篮出发，不断向外作圆心波浪式扩张的结果。比较音乐学代表萨克斯著的名为《乐器的精神和演变》一书中指出：“精神与物质文化品从每一个文化中心通过某些人群的移动和迁居，像光辐射一样从一个部落流向另一个部落，在新浪的不断推动下，彼时的旧浪流向四周。”换句话说：一种文化产品离其母体越远，其年代越久。传播论认为一种音乐文化越接近极点，其传播范围就越窄，其层就越新；一种音乐文化越远离发源点，其传播范围就越广，其层就越旧。如果用这套理论去说明“欧洲音乐中心论”对世界音乐影响的根源则在于欧洲大量殖民侵略，也等于是把欧洲的音乐文化带去殖民侵略，好比一个欧洲艺术家行为的产品被带到了一个殖民地区，而这个欧洲产品逐渐影响了殖民地区的文化产品，让它们带有欧洲文化的特性流传到下一个民族，或是在这个民族传承下去，因此欧洲音乐文化传播的范围广范，至今影响了全球的音乐教育。这或许可以成为“欧洲音乐中心论”独权世界数十年的原因之一。但传播论的观点无视各民族人民的创造力和各民族音乐发展的多元性，把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音乐文化及其乐器都纳入到一种发展模式中去，这无疑让人们产生了质疑与批判。

以人民为中心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性；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6)07-0031-0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历史文明以及中国现代化实践结合所形成的，它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所在，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区别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标志之一。搞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性特点，对于解决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几千年文明发展中的文化地位、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点和传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明，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献论述

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后，作为当时人类历史发展的崭新文明成就，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发展，很多国家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当时的国家、社会和民族发展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传播时，民族性的问题就出现了。

恩格斯较早地论及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问题。他在《美国工人运动》一文中指出，美国工人阶级的最终纲领，应该而且一定会基本上同欧洲整个战斗的工人阶级现在所采取的纲领一样，同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一样。在这方面，这个党必须在运动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恩格斯在此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美国应用的民族化和形成自己民族性特点的问题。前苏联在上世纪20年代对列宁主义理论进行概括时，也首先强调列宁主义的俄国性问题。当时的很多人认为，俄国性是列宁主义理论的首要特点。所谓俄国性就是民族性问题。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也出现过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问题。1938年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这是一件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历史意义的课题。当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当然，那时提中国化，不单是指民族性问题，但是，首要的问题就是民族性问题。

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创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时，再次论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民族化问题。其中说：“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在此，明确指出中国化就是民族化。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不同历史条件和国际形势，我们重新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其中十四大、十五大和十六大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特点形成问题。

可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问题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政党、不同时期都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民族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和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四大组成部分：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民族化特点形成的重大理论创新，它进一步推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形成。

国内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论述观点很多，但是，共识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其次是中国的。它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最一般的基本原理，又提升总结了中国的实践经验和文化传统，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经验的结晶，是中华民族优秀文明和思想文化的结晶。因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所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建构应该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和中华民族文化的继承。而从微观上究竟如何创新和继承，一直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民族性内涵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建构的内涵特点，至少应该包括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就是单纯从过程和内容上高度抽象概括，直观解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特点。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初期阶段，由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化的理解和认识并不十分深刻，在谈到民族化问题时，大多是几句简单的语言概括，就把这个问题阐述了，而对民族化的理论价值和意义以及文明地位没有做深入的探讨。在谈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时的观点时，大都把其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中国化过程。很多著名理论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各自国家的情况、同各自国家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在中国，就是同中国情况、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就是中国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实际上就是说，要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不同的民族环境中，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这些论述可以概括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性的形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过程。

随着中国社会实践的发展，特别是我党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性理论价值认识的深刻，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有了重大的深入。尤其是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这是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内涵的新的科学概括，在这里，同志从理论、实践、中华文明传统的三个相互联系的侧面，全面科学地揭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得以产生的理论前提和构成要素。这其中肯定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的思想来源。

所以，在提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特点问题，定论性的理解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过程就是其民族性特点形成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民族化，就是使产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成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和中国特点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性的最基本的认识和论述。这些论述从宏观上确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发展方向。但是，如何在内容和形式上具体勾画这些民族化的特点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第二个层面，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的理解，就是采用中国的民族

文化语言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核心思想。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概念和语言通俗地描述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性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特点。用民族语言描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阶段，主要是借用中国古代文化中我们熟悉的语言，描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点和思想。如用“实事求是”这个中国古代思想，创造性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这些中国民族文化的土壤，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有利条件。因而以中国传统文化的语言内容作原材料去构筑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独特的特点，它表明我们开始从我们的民族文化环境来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必要过程。

第三个层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性的最核心问题，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古代民族文化基本精神的继承和发扬，特别是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宗旨回归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始宗旨上。马克思主义是否真正与中国文化精神融为一体，还不仅仅在于用中国民族语言表达马克思主义，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宗旨和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民族性的最高境界和理论层面。

马克思主义从1919年进入中国一直到改革开放，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核心思想和精神财富呢?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主义带给中国两个最基本的思想财富：一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二是人的全面发展。这两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理，也是马克思主义带给中国的核心思想和思想财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首先要把这两个精神财富民族化。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和中国的优秀民族文化思想中提炼和总结出具有民族特色的表述，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提供了素材和原材料，而且也以它独特的文化境界，给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提供了价值启迪，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价值支点。例如，中国古代的“实事求是”这一条中国成语，最终被同志提炼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根本范畴，集中表达唯物辩证史观的精髓。因此，、邓小平、等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两个普遍原则转译为，一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二是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由此，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看，它们是一致的，但是，表述思想内涵的方式上更具有了中国民族性特点，特别是把中国文化价值导向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宗旨高度统一起来。

这种一致也表现在内在思想精神上。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矛盾斗争和人的全面发展究竟哪个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是把矛盾斗争视为马克思主义精髓的高峰时期，而矛盾斗争从来是马克思主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手段和方法论，马克思终生奋斗的宗旨是解放人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现在我们提倡以人为本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的真正回归，从而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真正实现了理论宗旨和终极价值的一致。而以人为本的思想恰恰就是中国古代哲学(例如，儒家哲学代表孟子讲“以民为本”，墨家讲“民为贵”等)的核心思想。这样一来，实际上是为马克思主义找到了与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文明的结合点，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文明中的合法性和文化地位。因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性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也就是为人民服务。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精神核心的结合，这是民族性的关键所在。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性是其特色所在，是其区别其他理论的主要标志之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以新的形式的延续。因此，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特点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都很重大。

以人民为中心论文范文第4篇

一

香港后殖民理论与分析当历史进入到20世纪后半叶,随着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新方法不断推出,后殖民主义理论受到香港学界的重视,成为分析东西方文化冲突、香港文化身份和大众文化走向等问题的有效性方法。然而,对这种“后”理论的阐释和评价中隐藏的问题仍然不少,因而弄清其文化意向及其在香港后殖民氛围中的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一）后殖民城市与香港文化梁秉钧（也斯）①在诗歌创作以及理论批评方面有不俗的成绩,写过不少谈论香港文化的文章。他曾在艺术中心举办了多次以香港文化为题的讲座,并辑成《香港文化》一书,强调香港的混杂和边缘处境,其话语叙述不是中心叙事而是拼贴似的多种边缘叙事,在多元文化的拼贴变化中生长出香港的新文化精神。在梁秉钧看来,各种权力话语从各自不同的立场阐释香港的当代意义,使香港变成各种意识形态角力的场所,或成为一个等着人们填空的飘浮能指。“后殖民的意识,来自对殖民处境的自觉,自觉殖民处境做成对人际关系与文化的扭曲,做成种种权力不等的沟通与接触,这可以开始在现实政治改变之前,亦可以远远落后在现实政治之后。”②这主要是因为香港文化处在西方与东方文化张力场的夹缝中。梁秉钧的追问抵达了文化根源问题,他看到了殖民历史给香港打上的西方色彩并将西方看成中心主义霸权话语,在这种话语前,东方明显处于弱势地位。这种被中心话语殖民地位的形成,无疑与文化殖民的教育紧密相关。“香港处于中西文化之间,却因为殖民地的教育与文化政策,令学生对两边传统的认识都相当破碎。开放性变成毫无选择地输入外面的东西,文化身份建立不起来不是由于真正的国际性的包容,而是由于自我否定、自己对自己的认识。香港文化的历史资料散失,缺乏研讨和整理,教育方面从没有本土文化历史的反省。本土的文化活动缺乏对本土文化的认识。”③这一批评触及到文化身份问题。文化身份是一个民族历史存在中的自我意识,一种对族性和精神向心力的认同。应该说,香港在逐渐脱离殖民地处境中,由于教育问题使得新一代人对中国文化已经相当隔膜,对西方文化精神也同样难以深刻洞悉,因此,这种不中不西的处境使香港存在国家民族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论者强调,讨论香港的文化身份,需要从其与国家民族文化既认同又有相异之处开始检讨。“提出本土文化身份来,是针对过去的自我否定、无所立足。要认识自己是怎样的构成,才可以泰然与别人有所来往。但在过去和将来的‘殖民地’模式的思考中,当然都不欢迎这种思考,并不喜欢香港有它独特的文化身份。但要是不想完全没有了自己,不想永远摹仿他人,认识自己是必须的。……不过在思考‘文化身份’的过程中,必须也同时有这样的自觉:想到身份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一个地方的身份更不是稳定必须认同的一个模式,可以是变化与混杂的。”④论者敏锐地分析了摹仿他人而丧失自我是没有前途的,只有认识自己的历史文化精神,并以流动变化的发展的观点吸收他者的优秀方面,才能形成自己具有变化而又有根基的文化身份。在我看来,梁秉钧善于从文化边缘处审视自身文化形态和文化观念问题,他注意到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误区、香港文化身份认同的尴尬、香港教育中的后殖民倾向性问题,以及香港影视文化中的后现代主义成分,他的分析尽管属于大众文化研究层面,未能有更多或更深的学理透视,但是开风气之先的理论敏感性和诗人感性气质,使其思想对香港学界有着较深的影响。（二）全球化与世界秩序金耀基⑤长期以来致力于对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出版过多部专著,对香港文化研究有自己独特的角度。近年来,比较关注后殖民语境中的全球化问题,发表了多篇论文。他在《全球化、现代化与世界秩序》中认为,全球的理念并不是近年出现的新概念,而是有着较早的历史渊源,但全球的意识及其物质性现象,则是近二三十年来后工业化社会的表征。这种全球化现象并不仅仅在经济领域展现,在政治领域也出现政治发生被侵蚀的现象,在文化领域中也出现不少文化霸权与反文化霸权的现象。这说明全球化是“不可也不应遏止的趋势”,它一方面为人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但另一方面又可能有一种“无序”的后果。面对这些问题,当代学人当思考应如何建构世界的新秩序。论者强调,“在全球化中所出现的,并不是一个愈来愈有同质性的世界,反而是一个更显示文化‘差异性’与‘多元性’的世界。的确,只有在一定程度的全球化下,才会出现‘他者’的声音”⑥。金耀基注意到全球化是现代性播撒的结果,是启蒙理性在全球获得成功的标志。但在全球化的差异性和多元性中,对抗性的自我与他者并不是绝对化对峙的,而是可以在全球化中获得新的领域和位置的。如何在全球化中给后现代主义定位,并审理后现代与后殖民主义的内在关系？论者认为:“今日盛行的‘后现代主义’之所以出现,实与全球化有关。全球化在西方激起了一种反应,即重新去发现特殊性、地方性与差异性,从而产生对西方现代性本身之限制的反省,特别是对西方现代性之普世主义的宣称,予以扬弃。在某个意义上,全球化产生了‘后现代主义’。至于后现代主义之攻击现代性,并宣布‘现代之终结’,则只有在西欧与美国或有经验性的意义;而在非西方社会,非常明显的是,现代化是国家社会发展的强势意理和语言:从全球看,现代化还正是一个方兴未艾的运动。不过,在全球化中,这个现代化—31—文艺研究2000年第6期运动已有意识地与西化保持距离,并日渐增强对本土文化承诺。他们追求的,无疑是西方现代性之外的‘另类现代性’,也即旨在建构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另一种现代文明秩序。我认为在二十一世纪,全球的现代化不会停下来,而最终出现的,将不是一个西方现代性的普遍化,而是一个全球本位的多元的现代性。”⑦在这段重要的言述中,论者从两个方面分析后现代主义在全球化中的意义:其一,全球化通过对西方现代性自身有限性的反省,对中心模式和普遍性模式的扬弃产生了“后现代主义”;其二,后现代主义对中心的消解和对现代性的批判并没有完全否定现代性,现代化在当今世界尤其是非西方世界仍然是方兴未艾的运动,这一全球现代化运动到了新世纪只不过更强调本土化而不再是全面西化而已。这种多元的现代化或“另类现代性”,已经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而使文化多元主义成为世界新秩序的构成原则,在这个意义上,未来世界新秩序只能建立在一个多元的格局上。应该看到,以欧美霸权至上的绝不对称性的全球体系是不稳固的,西方现代性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已引起西方本身的深刻不安,可以说,西方现代性作为世界文明新秩序的普世性典范的正当性与可能性已经不存在,而这正是后现代主义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及欧洲中心主义的成绩。“后现代主义不但拒斥了启蒙的普世主义观,并且在其‘差异性’的理论架构中,扬弃了不同文化的阶层性,而在后殖民主义的论述中,更对西方向‘其他’地区的‘文明化使命’提出根本性的质疑。今天,研究全球化的学者已或多或少地意识到,必须有一个‘去西方中心’或超越西方本位的全球观点。”⑧金耀基对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积极性意义是持肯定态度的,作为一位对现代后现论有深度研究的学者,他能够从一个更大的文化政治空间看待当今世界的巨大变化,具有一种宏观视野和宽松的文化心态,在后现代主义去中心的文化意向和后殖民主义张扬另类现代性质疑中心现代性的策略中,审视全球化视点对纠正现代性设计中的偏颇有重要意义,这种有效性研究对于将西方式的现代性作为全球模式的误区,应该有相当的警示作用。（三）身份认同与文化想象90年代,讨论后殖民主义和香港文化的走向,一度成为香港知识分子层的一个热门话题。陈清侨⑨认为,后殖民主义文化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殖民主义统治已经结束,而是转换了问题的模式。因此,如果不对西方后殖民理论模式中跨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延伸扩张加以反省,则有可能变成文化殖民同路人,而真正的思想者应将自己的身份厘定和文化策略结合起来。在《文化想象与意识形态》中,陈清侨将后殖民论述落实到具体的香港文化处境上,对当代香港文化政治的多元性加以检讨,并继而追问:怎样理解被殖民同时也是殖民者的香港的文化政治？如何揭示当代香港文化政治中所说的边缘混杂性？流行文化或流行财经文学武侠小说等普及文化,打开的是一个怎样的文化想象空间的？他在《“文化想象”的时空———写在后殖民时期以前的香港》中认为,在世界的西方霸权之外,在某种宏伟的“大话”中也存在后殖民现象。他从两个方面对香港文化想象的条件和历史景观的限制加以说明:“接近一个半世纪的殖民地历史使香港暂时偏离了中国现代国家民族主义的复杂发展历程。……近半个世纪以来,香港被割离大陆政权和国家民族母体,这无疑直接做成本地社会文化及人民生活‘长期’偏安的状况。对于旧一代的香港人来讲,二次大战时日本占领香港的三年零八个月的残酷经验,曾一度使香港社群的历史文化记忆（以‘惨痛经验’的形式）渗入现代中国民族构成的历史整体中———那种民族文化的集体情感记忆,不断被几代人所重拾。……见证了—32—殖民时空的变化,度过了历史想象的伸缩,香港已由难民收容地发展成为以难民后代以其累计多种的意识形态为主导的过渡社会。”⑩当然,仔细读这篇内容相当政治化的“代序”,里面的确有一种面临九七香港回归的迷惘甚至恐慌心态,传达出对香港和自身前途的一种焦虑。所以,他对身处香港回归所需“持以长远目光作长期观察和长程干预的文化政治问题”的一些过激看法就不足奇了。在《普及文化的普及技术》一文中,陈清侨注意到香港文化实践的流行普及性问题,在流行文化中没有作者,原作者的匿名情况导致其主体地位已经变成为诸多读者。“他们成为文化的无名英雄,历史的零度读者。”不难看到,论者对香港普及文化和前途的看法,是在这“施展浑身的技量走出一条出路”的政治隐喻前提下展开的。他通过对文学文本《人间蒸发》的分析,得出寻找文化身份的历程同时也是个逃避自我身份被确认、被孤立的挣扎过程的结论。论者将普及文化与话语模式看作一种紧密相关的语言活动,从中看到香港身份和自我身份难卜的命运。在我看来,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在香港回归前一些知识人所认为的———除了要注意西方文化经济的殖民状况外,更要注意的是“国内殖民问题”,甚至主张在香港问题上应该让英国继续殖民下去以保持其经济的继续繁荣等。这些看法或许就是其后殖民文化想象中的政治意识形态表露,其中的政治想象成分很浓,颇值得商榷。事实上,已经有学者指出,英国的殖民地印度、泰国等如今的现代化举步维艰,积重难返。而英国自身就问题很多,从大英帝国的宝座上迅速后退。因此,奢望英国将香港弄得更现代化,完全是一种文化的“巨型想象”,其中的政治意识形态情结同样难以逃避。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通过意识形态活动去表述、移动、或置换所谓“真正的”中国,如何在历史与想象的维度中分析中国现代文化的主体性构成过程,进而从理论上拆解文化主体最根本的意识形态纠结等问题,使得陈清侨在《离析“中国”想象:试论文化现代性中主体的分裂构形》中提出,“一种历久常新的意识形态纠结也在不断迫使我们著手自我解构,自省一己作为建构中文化历史体的身份位置,期望藉此重写我们的过去及将来。这个随着集体文化记忆（及其压抑）重新整合（离析）、重新定位（移位）而确立（错立）的‘主体性’（subjectivity）,或将引领‘中国’此特殊文化想象迈向另一条（再生及重整）现代性的道路去”。论者在这里运用解构方式消解了大历史的宏伟叙事,而在对过去现代史和未来中国发展史的重新书写（再生及重整）中,建构文化历史的自我身份。其间又通过意识形态的符号把自我建构设定为自由想象主体,从而使它受制于主导的文化想象和社会霸权。论者关注的问题仍然具有冷战式的对抗意味,所以对意识形态强制个人对它臣服的现象深加批判。尽管其学理运思方面尚有不少新颖之处,但是对后殖民语境导致的全球后意识形态的处境并未能加以关注和说明。虽然论者存在这类问题,但他没有走进封闭保守的窄路上去,而是真正面对身份话语的位移,强调香港身份的认同必然需要重新调整。这种自我文化身份不断生成和重新书写的看法,在香港知识界已经形成基本共识。陈清侨对中国现代主体性的身份认同的镜像阶段的分析中,强调了主体与自我的关系是经由一个总体化的自外而来的物化他者霸权式“西方”所支配,并进而突出讨论了民族身份、文化身份、集体身份以及自我身份问题:“（一）体察身份的表征为分裂状况,同时接受主体性的表征为分裂状况;（二）探讨在批判性与创造性话语层面上产生的中国身份建构所诉诸的种种意识形态策略;（三）藉着面对文本的政治,道破那无孔不入、神圣不香港的后现代后殖民思想脉络—33—文艺研究2000年第6期可侵犯的能指———即构成中国民族与文化集体性的千真万确的整合———披露它其实一直彻底地遭到背弃,其一体性正面临彻底的离析。”这一分析表露出论者论域的政治性,他在论述中紧紧地抓住了身份分裂问题、意识形态问题、文本政治问题等几个基本问题,从而完成了对香港文化语境与身份重写前提性考察。但是在我看来,这种香港和港人身份的重新厘定具有过多的焦虑性成分和政治意识形态诉求,无疑使其学术的纯粹性受到影响,有些论述从世纪末香港回归后的情况看来已经不能成立。这种学术政治化状况使我们思考:在中国文化自身建构中,中国学者究竟能否超越政治意识形态的局限而切实地进行中华文化建设？中国文化的当代形态究竟是政治文本的解读还是深层面的中国精神的再书写？我想,在多元语境的空间中,每个知识分子当会做出自己的个体性回答。二后东方主义与文化身份（一）后东方主义与殖民文化朱耀伟是香港近年来比较突出的一位研究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的学者。他对中国后学的研究基于对西方后学的精到理解,因而往往能够对理论的正负面有同样深刻的体认。同时,他善于从香港的后现代语境和后殖民处境出发,感同身受地写出自己的不俗见解,并对世纪末的中国后现代问题和后殖民语境中的中国身份问题,作出冷静的理性分析。1．“后东方主义”的提出朱耀伟在《后东方主义》“前言”中,申述书名命名的原因在于,书中文章“是以萨依德（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推出以后的批评转向为脉络,并同时又着意‘解中心意识’,希望不同范畴的实践能组成一个平面,为中国文化论述拓立新的论述空间”。在他看来,一个世纪的国运转换和具有强迫性的中西文化接触,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受到严重质疑。这种状况使得中国文化身份充满疑问。西方的强势文化对中国而言成了必须认同的中心,这使得几乎整个20世纪中国的命运都与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相牵扯。这种在历史屈辱中成为被西方观察的“沉默他者”的地位,使论者意识到,政治霸权话语以及知识殖民、符号崇拜等问题是中国文化重新定义所必须加以审视的。因为,当我们不自觉地受外来思想主宰,而又不质疑其合法性时,就可能只会引入一种非审视非抗衡性话语。真正健全的中国观应是对西方核心范畴进行剖析,并在这种接纳和质疑中生成自我的新文化。就此而言,朱耀伟在本书中就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有意义的问题:其一,中国观的拓立应以挑战所有霸权为目标。中国在世纪性的发展中,面对着相当复杂的政治霸权、文化霸权、知识殖民、思想渗透等问题,这些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问题,应该是中国观研究中的权力脉络考察的主要课题,而不应通过西方理论误读中国形象。其二,界定后殖民在后现代化中的新性质。后殖民不再像殖民主义那样争夺自然空间,而是争夺文化符号和资讯等文化空间。但是,论者提醒道:从后现代到后殖民的转移并没有颠覆殖民主义,所谓后殖民主义只不过是殖民主义的一种深化或转型,根本未能真正摆脱殖民者的阴影。因而在后东方主义时期,后现代后殖民往往以权力话语的方式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论者意识到“后学”问题并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东方被西方中心主义审视的问题,相反有可能在“后”的话语中共谋或被重新挪用东方意象,这种后学“话语”按西方中心神话所设定的指涉系统播撒,使得边缘话语重新被纳入西方中心神话之中,从而变相限定了后东方主义时期的话语生产空间。其三,倡导重建文化中自—34—己话语的重要性。论者甚为忧虑地提出,因为自身话语的合法性问题,中国文化的发声却得不断借用西方中心话语理论的声音。这一状态亟待改变,即需要在主导系统的西方论述所开展的本文及政治性空间中,以不同的抗衡姿态去形成另一种论述,拓立出中国当代文化自己的话语空间。在西化的中国人丧失中国问题而本土化的国人又对西方文化精神隔膜时,以一种文化“中间性”或中间性文化在中西文化间沟通,从而扩大主导话语的播撒过程中的罅隙。论者这种沟通中西之间的话语意识,使其对中国话语能够重新发音抱有相当的自信。在我看来,正是因为论者看到了西方文化中的霸权主义问题和中华文化从边缘向中心的惟一的可能性,因而相信中国话语（大陆港台、海外华人）能够形成一种力量,与西方主导话语相抗衡,使中国不再成为“沉默的他者”。2．中国图像的跨世纪展示中国在西方文化批评话语中具有怎样的图像？中国在新世纪具有怎样的文化形象？面对这些问题,朱耀伟在《当代西方批评论述的中国图像》一书中讨论了中西的话语理论家及其对中国图像的论述。其中涉及的人物有:李欧塔、傅柯、德希达、萨依德、范农、巴巴、克莉丝蒂娃、施碧佛、张隆溪、周蕾、杜维明、李欧梵、马克林、宇文所安、林培瑞等。在我看来,这些讨论中不乏精彩指出,尤其以对海外华人的深刻分析,对中国当代后殖民问题的揭示有重要的推进意义。在朱耀伟看来,“中国”图像在后现代文化转型中若不能生发出自己的话语空间,便难以有自我衍生意义能力和现实性。“萨依德在提到不同的解中心论述实践时也提到了‘中国’,但却并没有提到任何中国批评家。……我们大可猜测萨依德是要将中国文化纳入其‘实践平面’,却又找不到合适的批评家为代表。这一方面点出了中国批评声音在当代论述中的‘匮缺’,也暗暗带出了萨依德不肯放弃‘中国’的动机:平面化的‘中国’是构筑他那抗衡西方的‘东方’实践平面之重要成分。”论者并不神话赛义德的论述,而是从其论述中看到,由于知识的局限,赛义德在讨论东方主义中,未能对作为远东的中国做出更令人信服的论述。中国的沉默表明其急需自我发声,而知识分子对中国声音的拓展有着不可忽略的责任。在后现代语境中,后殖民话语已经变成了一种话语商品,支配着当今亚太地区的文化生产,但是后殖民作为反殖民、反中心、反垄断及反支配的抗衡性质的消逝,又使得后殖民话语不能适切地描述香港等亚太地区的双语文化经验,只是在文化转型中生产出一些东西方混合的文化和杂糅的语言。在我看来,朱耀伟在后殖民文化时代对后殖民性和后现代性问题的审理,推进了中国的后殖民理论研究,能给人以新的启发,并使我们能够进一步思考:如何在运用后殖民理论分析当代文化时不成为西方话语的挪用和照搬,而是注意在东西方文化互相制约、互相渗透、互相补充中拓展自身的当代话语理论？如何重视世界一体化中自身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和特殊性,重新阐释被误读的民族形象,重新确立被压抑的中国图像？3．他性机器与知识生产问题在《他性机器》论集中,朱耀伟汇集了近年对后殖民问题的研究论文,其中不乏自身处于后殖民语境中的内在经验。在《当代批评论述中的“空间化”迷思》中,他强调:“‘空间化’话语是他者的‘他者化’过程转化为一种‘空间化’迷思,而从前他者的神秘和异国风情等特色在无国界的情况下被商品化,当边缘与中心之间成了中心与边缘共有的批评工具及论述范畴之后,当中的共谋所隐藏的论述生产支配性更叫人担忧。”在《全球化年代的知识生产》中,朱耀伟从三个层面分析香港的后现代后殖民思想脉络—35—文艺研究2000年第6期了全球化时代中的知识话语状况:第一,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不断移徙到第一世界进入高等学府接受教育,并受聘为教授的情况十分普遍。这些第三世界知识分子进入第一世界话语生产链条中,改变了后殖民时代话语生产分布状况。第二,东西方发声与沉默的二元对立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东方已经从沉默到开始言说,需要在全球化的新语境中重新考虑整个话语生产的状况。第三,在全球化时代,知识也变成了一种产品———将旧有修辞转化,将中心变成多渠道以方便吸纳各类边缘力量。在全球化氛围中,知识生产不再是以西方为中心,而是通过不同的国际关系联系在不同地方制造本土式的中心,这意味着“边缘”变成了各种“中心”的权力游戏的新场域。这三层面的分析,使人能对后殖民处境中知识生产模式、知识教育传播状态、中心与边缘的新型关系等,有较清晰的把握。总体上看,朱耀伟这本书确实集中而学理化地研究了香港后殖民问题,其中的政治、法律、语言等领域全面展开的意图,很好地贯穿在话语分析中。在阅读过程中,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他作为香港学者,能够超越两套话语体制和两种语言中心夹缝的制约,而具有一种对自身身份的冷峻认识:既不是一味地挪用西方的学术中心话语,又不是民族主义地自我膨胀,更不是以跨进西方学术体制为荣,而是对处于中西之间那些外黄里白的“香蕉人”文化处境有深切洞悉,对其中浮现的各种后殖民问题地加以率直的审视和批判,并在坚实的学理支撑中以新的学术眼光去看新世纪的中国图景。（二）后殖民话语中的性别身份对后殖民语境中的性别问题,以及诸多性别身份问题特别关注,使周华山的《后殖民同志》成为后殖民语境中性别问题研究中颇有特色的著作,书中不仅以众多的访谈揭开跨国语境同性恋的文化心理问题,而且从后殖民角度看当代人的生存处境,有一定的文化哲学意义。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周华山同香港等地的一些同性恋者的对话,呈现出另类社会或另类群体的另类经验,从中折射出自身对当代后殖民弱势文化的反省。书中所讲述的每个人自己的故事中,所涉及的这类后殖民问题相当广泛,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归类分析。1．身份是他者在自我文化的映射反照这些另类群体在对自身身份的获取中,大多对西方中心主义持质疑批判态度。一种是对香港中间性身份的体认而对西方优越感的对抗。二是留学归来的双语文化精英对西方教育体制的反省,认为留学的双语精英是西方主流学术体制的产物,靠西方经济政治与学术霸权获得自身的学术权威地位。“我们这些‘归国学人’,利用在英美欧陆大学获取的学位（博士）、知识（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理论、女性主义和同志论述）、身份（双语、双文化人）,在香港赢取学术建制的教职（大学讲师）,占据优越的发言位置,向国人转售西方社会的科学真理,从而建立并巩固自身的权威地位,令殖民社会在知识生产与文化身份认同上,继续依赖西方霸权所提供的材料与构架,为殖民宰制续命。”这段话对海外留学归国的一整套教育体制的批判,能够使人在这种君子自道的率直中,洞悉当代西方式教育体制和人才观念的根本性弊端,其对全球一体化的大学教育中的话语权力、发言身份、跨国知识生产网络、以及个体学术利益等问题的揭示,可谓入木三分。三是反省一切保守排外的民族主义。正是出于中西交流的中间状态,使港人往往抵制保守排外。论者从内部差异政治和外部文化政治压力的分析中,辨析当代民族主义话语的根本失误,从而具有一种全局新眼光。2．语言霸权与语言后殖民问题后殖民时期的问题往往互相联系彼此纠—36—缠,论者善于就表面性问题深入下去,揭示被遮蔽被遗忘的深层次问题:其一,英语成为一种霸权语言。世界上懂汉语的占第一位,懂英语的占第二位（约7亿人能读写讲英语）,但全球网络媒介、出版贸易与学术会议却大多用英文。在这种英语的霸权中,汉语处于边缘地位,这一文化处境的改变成为每个中国人的文化身份意识。其二,对后殖民语境中的“亚洲价值观”与“东方的观点”的反思。论者有着深厚的历史意识支撑,能够一针见血地揭露西方文化霸权制造被看的东方的根本意图,并进而警示,如果国人以民族主义的族性为排斥外族的借口,就将使这种东西方的对抗升级,隐藏着根本性的文化策略患。其三,西方中心论制约着港人的思维。一般而言,殖民主义最初通过军事侵略进行外在宰制,征服异域后,强国透过跨国经济科技和语言霸权,用文化帝国主义方式去拓展资本主义市场。“成功的殖民统治,关键在于被殖民者难以解脱的自卑与仰赖情结,故殖民政府通常使其民族自尊节节受挫,令殖民地原居民由衷地相信宗主文化的优越位置。香港就有不少人以西方文化及价值观来衡量自己,千方百计令自己活得像个西方人:信奉基督教、说英语、穿外国名牌时装、熟悉西方礼仪、接受英语大学教育、住半山区洋房、追求资本主义式个人品位。‘漂白’的欲望背后,其实是强烈的种族自卑。”这里的分析可谓精辟,正是在一个民族丧失自信自立之后,才会在外族强权话语的绝对权力前面表现出自卑和依赖,并信奉宗主文化教义的优越地位,从而成为一个丧失文化根基的被洗脑的文化漂流者。其四,超越殖民主义不能将思维停留于被殖民者的复仇情结。言说者注意到以弱势社群自居本身就预设中心权力的存在,而纯粹对抗的思维同帝国主义思维在方式上具有相同的二元对立或你死我活性质,仍是套用殖民结构和价值观来看待一切事物。后殖民主义的“文化身份”问题,不是单纯对抗就能够重新书写的,我们在拒斥文化霸权中并不排斥吸收他种文化的优秀成果,在获得相区别的身份认同时,同样应警惕全球化过程中所运用的一元化的策略（军备竞赛、广告传媒、语言霸权、服装潮流等）,而且也警惕族群激进情绪升腾时所形成的具有政治意味的对抗排外性,以及以本土性拒斥世界性的虚假身份认同。归纳上述论述,可以感到,周华山的叙述策略在于,他在自己沉默的描述中使得“沉默的群体”发声,并通过这种个体性的边缘声音使中心话语失去合理性。因此,他在不说之中言述,在倾听之中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反西方霸权,如果以西方话语为中心来“反”,等于确认了西方知识的优越性。论者提出独立的中国声音的重要性,在编造出来的西方神话中,中国文化并不一定建立在批判西方上,重要的不是在对西方霸权的抗争与颠覆,而是重建自身主体声音。“重建并不是‘回归’,因为这‘回归’预设一个凝固不变的‘中国传统’,静待我们去发掘。所谓‘后’,重点在于‘解’读、渗‘透’、‘超’越和突‘破’,后殖民并不等于殖民之后。从地缘政治的客观时间来说,西方殖民主义已逐渐结束,然而,西方霸权对亚非拉地区的资本垄断、经济入侵、空间垦殖与文化帝国吞占,却从未有停止过,再加上近年涌现的‘第三世界内部殖民主义’,令殖民与被殖民者的关系更加含混、互动、矛盾与纠缠。”论者强调后殖民并不是意味着殖民的终结,而是殖民的隐蔽化和复杂化,只有在对西方霸权和中国传统有深刻认识,对当代文化殖民现象有了内在的体认,才能在运用后殖民理论时对其中的矛盾和他性去掉盲从心理,获得清明的理性。在我看来,周华山对若干个体经验和记录的描述有新颖之处,然而,如果在对后殖民语境中的边缘个体内部话语的描述之后,有更为系统和香港的后现代后殖民思想脉络—37—文艺研究2000年第6期深刻的理论分析和总结,必当增加其理论思想的整体性厚度。三后殖民文化危机及其问题思考（一）文化危机与怀旧风气历史和历史感的丧失,使香港文化人在世纪末有一种难以言述的迷惘心情,这种心理形之于笔墨,形成了洛枫《世纪末城市———香港的流行文化》的基本色调。本书中,论者尝试跨越科技、媒介和话语界限,从电影、流行音乐和漫画的研究中,展示出香港文化形态的某些侧面。在洛枫看来,后现代社会中科技已经成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科技的高速发展使人的“主体性”充分“零件化”,高密度信息膨胀又模糊了“私人”与“公众”空间的界线。“在影像、媒介不断变换和充斥市场要求下,人们已不再相信历史、文字、语言,甚至各样事物过去曾经负载的意义———这是一个集体解构的年代,在二十世纪即将完结的时候,‘历史’的意义被删除了。”有了对当代世界背景的基本分析和估价,论者进一步分析历史丧失的问题。应该说,他对历史的分析不仅有西方现代史学的影响,而且有新历史主义的思想碎片散落其间。但论者分析历史和历史意识丧失的目的不在于空发泛论,而在于说明香港文化身份中的历史意识消失导致自我难以把握自身命运的无所适从感。正是这种难于确定的游离的身份,促使香港扩大了吸纳各样不同文化养分的空间。“它的世纪末、它的颓废意识,就是一种对历史无法掌握的厌恶情绪,因而沉溺于表面的浮华。……当然,香港的怀旧风气并不是骤然出现于八十年代后期,而是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跟随整个世界的复古潮流而来,并且率先表现于日常生活中,如服饰、发型、流行音乐、明星照片、日用品如手表、时钟、摆设等。”这种怀旧思潮在香港的出现,一方面有“美化过去”的历史回忆功能———“怀旧”往往在记忆中带有过滤性质。另一方面,过去的痛苦记忆又会在怀旧过程中净化美化自我,从而使得怀旧具有对过去现在将来的反省和展望性,以及建立和修正自我身份的功能。电影的“怀旧”意识在大陆和港台地区都有其表现,具有追索历史根源,为历史留影的追怀意识。于是,这种怀旧仅仅成为一个世纪末风景,一种在走向新世纪的迷惘中回看历史的惊鸿一瞥。然而随着进入新世纪,这种怀旧的迷惘也将在消费主义的浪潮中随风飘去。在论者那里,后殖民主义的含义可以分别从语意（义）学、空间论和时间论三个方面分析,而获得其总体图景。“第一,从语意学上看,‘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应指殖民主义结束以后（AFTERcolonialism）开展的文化现象,是指被殖民的国家在脱离殖民者的统治、争取独立后的社会及文化境况。……第二,从空间上看,‘后殖民主义’通常指向第三世界（ThirdWorld）,……指这种殖民后遗留下来的创伤、影响和更生。第三,从时间的意识上看,‘后殖民主义’是一个‘非殖民化’（decolonialization）的过程;所谓‘非殖民化’,是指对殖民主义的解除,也可视作一种民族觉醒的意识,无论在语言、教育或历史书写上都极力寻求自己的声音,换言之,那是一个反抗外来强权入侵、重新审定一个国家自主的身份和角色的过程。”洛枫对后殖民主义的三种形态描述推进了后殖民主义研究,尤其是对后殖民揭示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并产生了迥异经验的说明,为人们了解后殖民主义非确定性多元话语空间以及第三世界差异性经验提供了方便。论者强调地缘政治学的（geopolitical）角度审视香港的后殖民主义边缘地位,处于这种身份驳杂的语境与文化空间中,香港主流文化并不表征为正统严肃高雅的文学和艺术传统,而是通俗的、商业的、—38—大众的文化潮流。论者对香港文化身份的混杂的剖析,隐含了对未来走向的文化焦虑。但是在香港大众文化的论述中,这种焦虑转化并消隐于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对照性分析中。论者对大众文化热中作为异类的高雅文化的边缘化表示担忧,并表示出对提供即时和生存幻想的流行文化的审视态度。应该说,洛枫的问题和问题意识,使其能够对当代香港流行文化中的新现象加以及时阐释,不仅分析了怀旧思潮中隐含的后殖民焦虑,而且对后殖民氛围中的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对立,以及高雅文化在后现代时期的衰落加以审理。就其研究心态而言,尽管也存在港人世纪末的普遍性身份焦虑,但是在对世纪末城市流行文化的透视中,能排除过多的意识形态言述或冷战式的二元对立思维,在多元价值取向中有着较为正常的文化心态,从而在全球文化转型的语境中,较为乐观地面对中国文化的未来。（二）文化霸权与后殖民困境罗永生作为香港文化研究计划策划成员和《香港文化研究》编辑,对后殖民主义文化政治方面研究的论著不多,但是其论文《后殖民评论与文化政治》触及到后殖民的一些问题,并能排除非学术的情绪化论述。在他看来,作为当代文化研究领域显学的后殖民批评,具有一种跨越不同学科界限以结合理论和实践的特色。这种具有颠覆性的话语,“不是学院派理论家的自创,而是世界局势、社会危机和文化思潮相互激荡的产物。……殖民扩张历程,在空间上塑造了一个中心点———‘西方’,现代化运动,则以‘现代性’的目的论时间观（temporality）为中心。由这个时间和空间上的中心发言位置出发,这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的生活经验都被重新编码。从起居饮食、情意表达,到思考回忆,不管自愿与否,都给装嵌在同一套的中心思维”。论者具有的历史观,使他能够从历史中找到后殖民主义问题的历史渊源和社会危机的内在肇因。在对后殖民主义思想背景分析后,他对后殖民文化进一步考察,分别从三个方面进行。其一,欧洲中心论的政治形态发展成帝国主义的扩张。论者分析道:与帝国主义扩张同时存在的是西方文化的宰制,二战以后的非殖民化现象,看起来好像欧洲中心主义世界已经终结,实际上,以西方现代化模型为蓝本的国家民族主义,将欧洲中心论播撒到前殖民地,不断生产着新的政治经济的依附形态,使殖民体制延续下去并复制同一套欧洲中心论———在政治上以政党国家的方式复制殖民关系,将自外强加的殖民主义转化为内部压迫的殖民主义,在哲学上以理性反抗中心话语的宰制,张扬自我而贬抑他者。接着,罗永生在辨析了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后指出:“东方论述的危险,并不止于殖民者有益的挪用,为的权力服务,而是它已经成为一种‘霸权’（hegemony）,使被殖民者也得依靠它所提供的‘知识’来寻找被殖民者的历史、文化和身份认同。独立后的前殖民地,在文化建设上依赖西方学术机构,引进西方的学科和研究技法,以至过去所积累的有关西方眼中的‘第三世界’知识作为出发点或研究议题,透过大量‘归国学人’的转售,向国人售卖西方科学真理,向西方售卖经‘东方论述’整编的地区资料。”应该说,论者的分析是有历史眼光的,其尖锐性和透彻性在香港学者论著中比较突出。他对被殖民者在文化建设上依赖西方学术机构,并通过归国学人的双向转售,支撑着这个后殖民文化市场的揭示,同样具有相当的现实针对性。其二,他者问题与身份认同。后殖民社会和各种社群的复杂文化撞击经验显示了问题的复杂。论者对帝国主义文化策略的揭露,对弱势他者的处境的敞开,有可能使各种社群在文化撞击中重新厘定自我身份,使边缘中被排挤、遗忘、扭曲的声音再次争得发言香港的后现代后殖民思想脉络—39—文艺研究2000年第6期权。也就是说,具体地个别厘清在族群、团体、性别、个人等多重层次中的压迫关系,阐明在跨国权力集团殖民压迫的文化政治中,文化信息和学术秩序下延伸性的殖民统治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在这个意义上,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意向在于,探讨在殖民主义的新境况下压迫和反抗的新形式,以及由对抗关系转入对话关系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意味深长地挑明:当今世界在重组并以自我中心论来划定的文化优劣秩序,各种地域联盟和地区性经济共荣圈的构想,都在新的世纪政治经济版图上再次参与变更文化优劣间的地图,再生不同形貌的文化压迫关系。因此,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对后殖民的文化策略的研究显得十分重要。其三,后殖民主义的困惑。后殖民文化的错综性质表现在:全球资本主义在网络和消费主义扩张中由经济一体化导致政治一体化,使弱势族群、社区人群和身份认同统统纳入全球消费机器的高速运作中。而国家民族主义的扩张,往往以文化民族主义甚至反殖民主义的话语,来指代弱势社群和另类社会的文化发声。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问题,论者提醒说,“如果肯正视后殖民世界政治的吊诡和复杂性,我们就不会随便挪用简单化的‘反西方’、‘本土主义’辞令来为任何发言位置辩护,而应该检讨这些所谓‘本土’和‘反西方’是置放在什么的一种文化和政治的历史脉络底下,在什么政治和制度实践下运作”。就香港而言,后殖民评论的困境在于:后殖民批评被想当然地视为研究“殖民主义之后的世界”的理论,从而将殖民地看成为地理上遥远、时间上过去了的现象。因此重要的是面对这些问题,质疑殖民文化运作本身及背后体制的政治性。在我看来,罗永生研究中值得称许的是,他注意到后殖民评论对亚洲华文地区的意义,后殖民话语作为一种异样事物,立足于自己位置的重新厘定,并成为与他者相互生成的新空间。同时,他的研究还具有体系性思维的特点,在阐释中运用历史和逻辑的方法,并善于从正反两个方面看问题,而非简单地从日常生活中检出几个现象加以感性的分析。因而结论一般比较具有可信性。总体上看,香港的后学研究尽管还存在着多种问题,但是仍然在诸多领域和学术层面上拓展了中国后学研究的范围,深化了中国后现代后殖民研究的内涵和意义。香港知识分子对处于当代中西语境的市民社会和流行文化加以关注,阐释作为国际大都市的香港的文化精神动向和怀旧意识心理,在全球化世界秩序和电子网络媒体中为中国文化定位,为身份认同和文化想象进行文本政治的解读,进而为后东方主义的基本特征和格局划界,倡导重建中国图像的重要性,并挑明西方中心话语中的汉语神学的意义阐释问题。这一系列新的问题、问题意识和对问题的解决,当对大陆文化界的精神重建有所启发和提醒。不仅如此,我们还应看到,香港的后殖民主义在政治话语领域和科技文化领域直接参与文化身份的重新确定,力求消解西方中心论的文化歧视眼光对中国文化的身份误置或身份强加,使对“中国形象”的认识获得了多元开放的文化眼光。这不仅为当代香港文化身份的重新确立奠定了重要基础,对后殖民语境中的香港文艺思潮和文化批评的模式也有很大影响。“有”版权所

①梁秉钧（也斯）,现任教于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主要著作有:《香港的流行文化》、《书与城市》、《香港文化空间与文学》、《香港文化》等。

②③④也斯:《香港文化》,香港:艺术中心1995年版,第20页,第29页,第30—31页。

⑤金耀基,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讲座教授,主要著作有:《香港之发展经验》（合著）、《中国人的三个政治》、《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中国民本思想史》、—40—香港的后现代后殖民思想脉络《中国政治与文化》。

⑥⑦⑧金耀基:《全球化、现代化与世界秩序》,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9年2月号。

以人民为中心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舆论战，国家意识，作用，培育

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和发展，打赢现代条件的高技术战争，不仅要靠武器装备的硬实力，更需要“滴水石穿”思想意识的“软实力”。作为软实力之一的舆论战为现代战争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凝聚民心的强大力量。而在现代社会当中，国家意识则是舆论战中凝聚军心、激发官兵战斗精神的重要途径。

一、国家意识教育在舆论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国家意识，是国民对国家的向心力，是个人对国家怀有高度忠诚的一种心理状态。是中华民族增强凝聚力，实现统一，在艰难环境中生存、繁衍和发展的精神支柱。目前，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全球化时代，但全球化仍然主要是经济上的全球化，民族和国家的地位及职能并没有明显衰弱，民族国家仍然是世界事物中的主要因素。正如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和大混乱》一书中所指出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民族国家仍然是公民效忠的基本中心，历史和文化多样化的基本源泉，是动员个人献身的基本力量。”所以，在现代战争中，要发挥舆论战所具有的凝聚力作用，就必须对广大官兵强化国家意识教育，从而激发官兵斗志。

国家意识教育包括对国家、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对国家主权和安全的责任感，对国家繁荣和发展的使命感。只有树立对国家的认同意识和归属感，才能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当国家面临外敌入侵威胁的危急之时，才会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形成任何力量都拆不散、摧不毁的民族向心力、凝聚力。即使国土暂时被占领、被分割，这个国家迟早会重振旗鼓，得到光复。如果没有统一的国家意识，则似一盘散沙，人的精神就无所依托，国家当然谈不上发展与强大。

在伊拉克战争中，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拉克，在舆论宣传中，都十分注重对国家意识的培育。人们往往认为美国是一个不讲国家意识的国家，这是一种误解。作为一个移民的国家，美国以多种形式向青年一代灌输爱国主义和忠诚国家的思想，形成强烈的“美利坚民族意识”。免费论文。特别是在遭到恐怖袭击以后，布什政府极力强调美国受到的威胁和保护美国利益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将“保护美国本土、人民和基础设施免遭攻击”列为“美国政府的首要任务”，明确指出“美国武装部队最优先的任务是保护美国自身的安全”。布什在2002年1月29日的《国情咨文》中将伊拉克、伊朗和朝鲜三国称为“邪恶轴心”，指责这些国家“开发和拥有大规模毁伤性武器”，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正因为如此，在对伊开战问题上，布什政府反复强调这场反恐怖战争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安全和民族权益，从而用国家意识来赢得民心、凝聚军心。同时，美国还通过多种方式向伊拉克民众进行反政府宣传，通过电台播放反萨达姆的言论以唤起民众对萨达姆家族专制统治的回忆，从而加大伊拉克民众的政治离心力，削弱其国家意识。

国家意识不仅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它还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基础。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一直把国家统一视为国家利益的核心，视为至高无上的政治目标。“大一统”的国家理念成为历代政治实践的至上原则和行为规范。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不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掌握政权，分裂都是暂时的，难以持久的。历史上每一次民族对峙、国家分裂之后,最终的结局仍然是民族融合与统一国家的出现。可以说,谋求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是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社会心理情怀和价值判断标准, 经过数千年的文化传播，它已经深深地影响到我们民族的行为取向，成为中华文明的最高体现和理想追求。国家意识顺应了中华民族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强化作为民族精神纽带的国家意识教育，可以增进中华民族包括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把实现祖国统一视为自己的神圣责任。

二、国家意识是爱国主义的基础。

国家意识，是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是个人对国家怀有高度忠诚的一种心理状态。可以说，没有国家意识和民族精神的民族，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没有国家意识的国民，不可能成为一个爱国者。国家意识是爱国主义的基础。试想，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祖国都缺乏认同感，他怎么可能有爱国之心、报国之举？

爱国主义是国家意识的灵魂。是国家意识中最自然、最朴素、最真挚和最深沉的一种情感。是凝聚全民族意志、支撑一个国家、激励一支军队的最强有力的精神支柱。恩格斯曾说:'你们想一想,在1792年到1799年这个时期的革命军队,即仅仅为了一种幻想、为了想象的祖国而战的军队因情绪激昂而作出了怎样的奇迹,你们就会明白,不是为了幻想、而是为了一个实在的可以捉摸的目标而战的军队将具有什么样的力量。'事实证明，爱国主义意识如果深入人民的情感中，就会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当它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之时，就会形成众志成城，势不可挡的强大力量，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历史唯物主义颠扑不破的真理。

爱国奉献是革命军人首要的道德规范，维护国家利益、为国家而战、'执干戈以卫社稷'是历代军人的共同誓言。历代爱国军人最深厚的精神源泉,莫过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了。正是出于对国家的强烈感情和责任,当自己的民族处于受外敌入侵的危难之时，人们才能奋不顾身、英勇搏斗、舍身冒死、保卫祖国的安全，造成一种全民团结，一致对外的场面。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信息时代的到来，部队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德育不再是单纯正统的一元价值，部队德育理论原则在现实生活中遭遇到许多矛盾。许多负面的东西，严重的冲击着广大官兵心理，给他们心灵烙下阴影，产生负面的效应，理想信念淡薄，不知自己为什么而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用我们所拥有的强大的舆论宣传力量，进行国家意识教育，爱国奉献教育。使爱国主义成为广大官兵的精神支撑点。免费论文。

三、培育国家意识的主要途径和方式。

1、用科学发展观占领广大官兵思想意识的主阵地,用先进文化构筑广大官兵的精神支柱。科学发展观既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是继承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又一崭新的理论形态，同时又赋予他们鲜明的时代精神，为广大官兵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亨廷顿认为，一个国家如果缺乏具有领导地位的文化价值作为精神主体，那么这个国家的认同一定是不牢固的。所以，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努力用先进文化构筑广大官兵的精神支柱，用科学理论武装广大官兵的头脑，把对官兵国家意识的塑造放在培养合格人才的战略高度予以重视。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拓展国家意识的内涵，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坚定广大官兵献身国家、“执干戈以卫社稷”的理想信念。

2、开展中华民族历史和优秀文化传统教育是培育国家意识的基础。当代中国历史和传统认同的最大障碍是历史虚无主义。开放的环境有利于官兵增强对世界文明成果的了解，但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官兵的思想观念。在反思中国落后的原因时，有些人较多地注意中国文化中的负面因素，把中国的落后全盘归因于中国文化，以致接受了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从而导致国家意识淡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减退、对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漠视、对中华民族归属意识不强等现象。近代中国有位思想家说：“非新无以进，非旧无以守。”固守传统而不创新，一个民族就不能发展；全盘否定传统，一个民族就难以在世界上立足。国家意识中对历史和传统的认同，不是对历史和传统的所有东西不加分析的接受，而是将其作为发展的根基和起点，通过创造性转化，实现民族的复兴。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灿烂的历史文化，在反对黑暗势力和外来入侵的斗争中形成了光荣的传统。这是每个炎黄子孙引以为自豪的。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仅要了解中国的现在，而且要了解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来源于历史和传统，历史和传统以具体的、形象的、生动的资料为人们诠释了国家意识。免费论文。因此，要有效地培育和弘扬国家意识，必须使官兵系统地学习和了解中华民族的光辉历史和优秀历史文化，特别要学习中国历史、中国文学、中国艺术等内容，通过学习来激发广大官兵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增强官兵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同时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最终使国家意识在官兵身上得以传承、弘扬和提升。

3、以军营文化为载体，引导官兵塑造国家意识。要积极开展主题鲜明的文化娱乐活动，以丰富多彩的军营文化活动为载体，发挥军营文化特有的育人功能，弘扬和培育国家意识。在军营文化活动中，要结合官兵思想实际，用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去感染人，用官兵喜闻乐见的方式去进行教育，比如可以结合重大节假日，如七一、八一、国庆节等来开展一些富有教育意义的活动，如举办“党旗颂”、“军旗魂”等主题文艺节目，播放一些革命题材的影片，还可利用文化节、读书会、文化沙龙等方式开展民族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在潜移默化中弘扬和培育国家意识，增强官兵热爱祖国的情感，增强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要充分发挥广播台、宣传栏、板报等宣传阵地的作用，在军营内营造国家意识教育的氛围。

4、抢占网络阵地，拓展官兵国家意识培育的主渠道。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开放性、交互性、综合性的特征对广大官兵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网络已成为广大官兵掌握知识、了解信息的主要渠道。这既给官兵国家意识的培育带来巨大挑战，同时也为国家意识的培育提供了一个新的渠道。要充分利用网络优势，在网上建立国家意识宣传网站、论坛，占领网络宣传的制高点，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权。利用网络大力宣传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弘扬中国的优秀民族文化，发挥网络的育人功能，消除网络不良信息对官兵思想的影响，把网络建成培育国家意识的新途径和新窗口。

参考文献：

1宫玉振.中国战略文化解析.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

2李远贵.论大学生民族精神教育.毛泽东思想研究,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