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论文(精选5篇)
历史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1.丰富考古材料的历史
相比于道听途说的传闻，基于实物为证还是进步的多，文物考古工作研究相关的出土材料，并运用地层学控制理论来判定出土物空间分布。考古重视遗物以及遗迹单位，再然后就是关注微观空间分布与区域空间分布、遗存废弃的对应过程。因此考古学家就开始怀疑考古材料的相关客观性质，觉得其就是文本，就像文献资料一样是需要被质疑、被阅读以及被诠释的。考古工作持续的赋予相关考古材料新的涵义，并且，对远古时代的各方面认识也会随相关的考古材料不断的扩展并更新。
2.全民精神文明素质提升
文物考古也是普及历史文化知识以及提升全民精神文明素质的有效途径。人民群众是历史文化的发源地，因此更应该有效的掌握当地的相关历史文化知识，并以身作则来保护历史文物以及宣传历史文化。近些年很多的考古研究院都以实际出发，积极主动的进行公众考古活动，并有效的帮助公众来解读当地历史文化遗迹，了解历史文化的相关内涵，将历史文物保护逐渐的变成自身的自觉行动，这样有效的提升全民文物的保护水平以及精神文明素质。
二、文物考古工作中的问题不重视
中原文化区的相关作用，中国的史前文化多元化发展理论是长期考古工作人员的工作所达成的共识，也是认识的一种进步。必须承认中国史前的文化发展多元性以及不平衡性，承认中国的史前文化没有一个是至始至终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更是不可以否定中原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所处的主导作用及意义；相关的研究院综合功能发挥不足，当下研究院的各项工作主要是在专业考古发掘与研究，服务社会以及经济推进的各方面功能发挥不足；对应的文物科研及办公等基础性设备不能保证安全，考古研究院应该具有较高水平的设备环境以及陈列环境、科研环境、信息以及管理环境。不过，目前的考古研究院环境较为杂乱拥挤，很多的基础性设备较为落后，很多非常珍贵的大型文物也还是依靠扛手抬来运送，这就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及不安全因素。
三、文物考古工作突破口提高
1.持续提升文物考古人员的自身素质
近些年，科技水平不断的进步，各式各样的技术与科研方式也在不断的创新，这不仅仅是为文物考古工作提供非常丰富的相关资料，也为其持续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契机。现有的各类经验已经不能满足于当下工作的各种需求，而且现今社会一直在提倡公众考古，提倡广大的人民群众来参与考古工作。因此，对于考古勘探的技术人员来讲，不仅仅只是依靠之前的文物考古经验来固步自封，更多的是应基于各种新技术及考古理论来不断武装自己，持续更新自身的文物考古工作相关知识，以便于在本质上提升自身的各方面业务水平，基于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以及工作热情，积极的展开各项考古工作。不止是如此，还要合理的引入高科技、复合型人才，创设更为有利的工作环境为专业文物考古人员，应大胆的给年轻人分任务、压担子，并经过各种考古工作的锻炼及培养，促使其能够早日的独当一面，成为优秀的文物考古人员。
2.强化管理
基于文物考古勘探、调查以及发掘工作的高质量管理目的，要严格的遵守相关的文物考古法律规定，在进行大型的文物考古时，相关的发掘单位应该主动的申请当地省人民政府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并在得到许可之后，在展开各项考古指挥，并确保工程在许可范围之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区域展开相关的考古调查以及勘探。通常来讲，申请考古勘探的探工资格工作者，不仅仅要具备较好的文物考古基础知识，并且还应该严格的遵守文物考古的各种保护法律以及法规、考古勘探的具体化操作规程，并经有关部门组织和培训，在通过相关考核之后，对合格者颁发对应的上岗证书。也就是说，申请考古勘探领队资格的相关人员一定是要得到文物以及博物馆的专业职称，具备一定的组织展开考古勘探作业能力及水平的。不仅仅这样，对于从事考古靠摊的相关单位也要进行资格的审核机制，对于审查合格的相关单位统一颁发考古勘探的资格证书。并且，对于文物考古勘探工作还务必要严格的遵守勘探作业监理体制，经由监理单位对考古勘探工作的进程展开全方位的监理，进行质量控制管理，并且还应该构建协调办公室，以确保其负责各项较大型的项目构建中的相关考古调查以及勘探发掘工作。
3.全方位构建现代化考古科研机构
提升文物考古的各项基础设备构建和科研设备的配置，依照文物考古进步的实际状况，逐渐的组建并完善各个考古工作站、文物标本库以及保护实验室、整理场地等基础性设备升级实验、科研与保护设施，以确保各类文物考古工作可以顺利的开展。依据文物考古工作自身的实际进步，把各类机制充分落实，持续构建各类规章制度，保障其领队的管理、项目管理以及相关经费运用、资料保管、安全保卫等工作是有章可循的，并有法可依。充分的落实各项考古科学的普及以及报告出版、公共宣传等工作，这样从本质上保障文化单位相关的社会性效益。并且，还应该提升开放程度，强化与地方政府和对应部门之间的联系，争取各个方面的支持，为长期工作提供良好的条件。
四、结语
历史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重庆古建筑历史文化的形式可以区分为民用、宗教、军事等建筑文化形式。他们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建筑文化形式。由于中国建筑材料多为木质的局限，具有悠久历史的建筑难以保存，目前保存较多的是明清建筑，大多存在于各大古镇老街。除此之外市区繁华都市中还隐藏着许多具有宗教军事意义的古建筑，如重庆天主教堂、解放碑能仁寺等。
（一）重庆古建筑的历史文化形式
1．民用建筑文化形式重庆的民用建筑文化分为民居和商铺。民居各个时代都有各自的特点，带有那个时期文化的影响，如安徽移民的迁移给重庆带来了安徽建筑的特点，湖广移民带来了湖广建筑模式的影响等。商铺的建筑结构和居居的房屋基本相同，区别在于门，商铺为了便于营业，门开得大，形成了重庆独特的梭板门。
2．宗教建筑文化形式重庆的宗教建筑有佛寺、道观、清真寺、教堂等。遍布于重庆的各大区县，尤其是集中在人口中心地带，建筑所展现的是宗教的特色，和中国传统建筑的母体相结合，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如佛教给建筑带来的是佛像石刻雕塑；伊斯兰斯给中国建筑带来的是他们的门邦克楼和礼拜大殿上丰富多样的伊斯兰装饰风格；基督教带来的罗马式、哥特式、拜占廷式的建筑原素融入到重庆建筑之中。
3．军事建筑文化形式重庆的军事建筑有市区的古城门、合川钓鱼城、丰盛古镇的碉楼、云阳的磐石城等。这些军事建筑大都依地势而建，用于防御。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利用峭壁，采用当地石材建古城门、城墙，又利用嘉陵江、涪江、渠江、长江等天然屏障构建防御措施。
4．其它建筑文化形式重庆除了上述提到的建筑文化形式之外，还有园林建筑、窑址和盐泉等。这些建筑文化形式都离不开重庆的地理资源，成为依托当地环境而形成并且与其它聚居建筑整合在一起共同构成具有生活功能的建筑。
（二）重庆古建筑的现状
通过作者调查走访，查看文献资料，重庆古建筑大多是明清时期修建。虽然有唐宋及更早的建筑，但大都在明清时期重修重建了。古镇老街的居民因其商业价值，或地理位置偏远而保存得最好，其次军事建筑的保存较好，原于它的石材的运用，除了由于城市建设的原因拆除了部分城墙，大多的古城门、古军事遗址保存较好。其余的建筑由于历史文化原因正在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逐渐消失，多数改拆建，失去原有的味道。正在消失的古建筑区域有很多，包括十八梯、石板坡居民、江北古城、两路口老街等。
二、重庆古建筑历史文化内涵
重庆古建筑历史文化内涵与吊脚楼、移民潮、风水论、本地人方言性格等密不分开。我们从这几个方面来阐述。首先是吊脚楼与巴渝文化的关系，吊脚楼是巴渝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反映了巴渝人民居安思危、就地取材、巧妙利用地形的心态，体现了巴渝人民不向自然环境屈服的顽强意志。可以说没有巴渝文化就没有吊脚楼，他们是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其次是移民潮，引入其原地区建筑文化。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国家，重庆受到民族文化融合的影响，建筑元素相互结合，各地区历史文化相互影响渗透。如祠堂、各地会馆等。这些移民文化代表的是中国儒家思想及宗族制度，这些文化有力的表现形式就是在建筑上，高墙深宅大院，这是建筑典范。再次，我们要谈到的是宗教建筑为何由洞开始。由于重庆地理地形的原因，地势起伏大，山多平地少，用来建设建筑物的地方有限，蛮夷之地经济不发达，宗教机构受到的捐善较少，宗教传播者利用山多洞多的地貌来开展宗教传播不外乎是很好一个选择。如早期的华岩寺、老君洞等都是如此。
最后，风水对重庆古建筑的影响。中国是重视风水论的国家，风水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我们现在所讲的环境科学。从风水上来讲，在哪里修建建筑是非常重要的，不光是关系到活着的人的生活，也影响着子孙后代将来的生活。因此中国人把风水看得非常的重要。重庆地区也不例外，庙宇城镇都需要选择一个便于生活的好地方。依山傍水成了人们追求的目标，重庆多山多水的先天地理优势正好符合风水理论，如古镇村落等都选择靠水的地方，寺庙选择在山顶等，这些反映了重庆先民建造建筑的选址文化特点。码头文化对重庆建筑的影响。重庆靠两江，码头在重庆交通运输物质交流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码头附近建房，是方便广大群众的必要设施，所以沿江的吊脚楼为码头文化的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重庆古建筑非常简单，建筑布局结构的随意性，不光是地理环境因素决定的，也是受到重庆人直爽、热情的性格形成的；方言音调平顺体现了重庆人向往更多平地的愿望。
历史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 任何一种历史记录都带有某种程度的主观性,任何人都不具有界定、说明、解释历史事实的终极权力。不同的历史观和历史记录掩藏着不同的旨趣,对历史题材的处理遮蔽着不同的利益。“戏说”历史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戏剧的形式述说历史,一类是以游戏的心态述说历史。一般社会精英易于容忍前者,却难以接受后者;而在普通百姓那里,这种区分没有多少实质意义。并非所有的“戏说历史”都是合理合法或有价值的,但探索总是应该允许的。
近年来历史剧异常火爆。无论是严肃之作还是游戏之笔,历史剧都带来了许多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剧,历史剧究竟以“历史”为核心还是以“剧”为鹄的?这些都不是单纯的理论性、技术性问题,包含着许多特殊的文化涵义。
一般说来,历史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自然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或者某个事物的发展过程、某个人的经历;二是指对自然界、人类社会、某个事物、个人经历的文字记录。虽然自然界、人类社会等的存在、发展变化是不证自明的,但它的处境却甚是尴尬:要么它是不可知的,人类不可能绝对无误地认识、体察它的存在和变化;要么是必定被主观化的,对于历史的观察、记录必定浸染观察者、记录者的主体性因素,受其出身、地位、修养、立场、观点、方法、好恶等因素的影响。
这为历史的阐释和再阐释留下了丰富的想象和创造空间。这个观点可能会逻辑地派生出两个意味深长的结论。第一,任何一种历史记录都可以对已经发生的一切加以取舍剪裁,或浓墨重彩或一笔带过,或以偏概全或以善饰恶,总之都带有某种程度的主体性,虽然在意图上存在着差异——有人刻意扭曲历史,有人刻意追求客观。虽然主观性强弱程度存在差异,但本质上并不存在绝对真实、客观的历史记录。第二,并不存在绝对主义的一元论的“历史”,历史是多元的,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候因为不同的缘故写出来的历史常常大相径庭,无论哪一种历史记录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的“惟一”,因为,即使历史事实是可知的,一旦由人写进历史书籍、演义进历史剧之后,都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任何人都不具有界定、说明、解释历史事实的终极权力。
到目前为止,我们通常只能通过书本了解历史,我们了解到的历史只是别人书写出来的历史,比如我们从司马迁、班固、司马光、欧阳修那里了解我们民族辉煌的过去。但历史的讲法是多种多样的,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都是当代人根据自己对于历史的理解而编写出来的。历史带有主观性,并不存在一元化的、一体化的历史。如果有,那也是借助于政治强权或文化霸权强制规定出来的。历史有客观性,但它的客观性只是一种社会公认性,而不是物质的客观性,历史的客观性毕竟不同于物质的客观性。西方人玩拆字游戏,把历史(history)理解成“他讲的故事”(his story),充满了看透世事、大彻大悟后的智慧。我们许多人并不这样看。我们认为只有古人、文人、精英们写出来的历史才叫历史,否则就有信口胡诌、胡编乱造的嫌疑,这种“王麻子剪刀”式的历史观(“吾乃正宗王麻子”、“假冒王麻子灭门三代”),到现在还颇有市场。
也就是说,我们似乎应该区分两种不同的“历史”:一种是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的历史(the historic),一种是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之记载的历史(the historical);前者才是客观的,后者则是被主观化了的。在英文中,“the historic”(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的历史)与“the historical”(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之记载的历史),两者之间的界限是非常明确的。前者指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人物或事件,后者是对前者的记载或“反映”。比如说到“古建筑”时必须使用“a historic building”,而非“a historical building”;说到“历史剧”时必须使用“a historical play”,而非“a historic play”——“a historic play”这种说法本身也是自相矛盾的。
作为朴素的唯实论者,我们相信,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的历史(the historic)与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之记载的历史(the historical)之间的关系是“被反映者”和“反映者”的关系。这是不错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我们是通过“反映者”来认识“被反映者”的,我们也只有通过“反映者”才能认识到“被反映者”,这无异于以“反映者”征服“被反映者”。离开了“反映者”,我们就无从认识、理解和把握“被反映者”。我们触及的只是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之记载的历史(the historical),而无从触及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的历史(the historic)。即使我们今天看到的“古建筑”(historic building),也几经风雨,几经粉饰,与原物大异其趣,不再是纯粹的古建筑了。虽然“今月曾经照古人”,毕竟今天的月亮不再是古代的月亮。月亮尚且如何,何况建筑物呢?
在有关历史剧的理论研究中,我们听到最多的是“历史题材”这个概念。“历史题材”这个概念暗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要经过剧作家的加工和改造,因为它是“题材”,是一种用来写作的“材料”。如果说历史编纂是对历史事实的第一重加工的话,那么处理历史题材则是对历史事实的第二重加工。在历史学家看来,历史是第一性的,历史剧是第二性的,历史对于历史剧具有逻辑优先性。违背这个原则的历史剧,就不配称作历史剧。“历史剧应当是:主要历史人物、事件,均于史有据,真实可信。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创作,虚构的部分只能是细微末节,或可能在历史上发生的情节。郭沫若的《屈原》、吴晗的《海瑞罢官》,都是比较标准的历史剧。离开这个界定,在历史剧中大量戏说、造假、歪曲,根本就不能叫历史剧,只是挂历史的羊头卖狗肉而已。”[1]
即使开明的历史学家,也只能把历史剧视为历史的替充(supplement),即只能成为补遗、补充、附录、增刊之类的东西。他绝不允许剧作家“重写”、“改写”历史。比如编写有关“大禹治水”的电视剧,历史学家能够确定的有关历史史实少而又少,只知道他以疏导的方法治理过洪水,而且三过家门口而不入,其他的就一无所知了。历史剧作家在尊重这一历史的前提下,设想他的音容笑貌、思想感情、人际关系。用郭沫若的话说,便是“在史学家搁笔的地方,便须得史剧家来发展”,因为“古人的心理,史书多缺而不传”[2](P50),需要历史剧作家来补充。“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疑案,如新疆塔里木楼兰古都的米兰壁画,古僚人的悬棺,古夜郎国的神秘灭亡,倘要编成电视剧,其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就只好依靠假设了。”[3]至于已经确定的历史,是不容篡改的。
但“历史题材”这个概念本身就暗示出了“戏说历史”成分的存在,也暗示出了“戏说历史”的合理性——当然这里的“戏”一般说来是“戏剧”的“戏”而非“游戏”的“戏”。但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戏说历史”才合情合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这既取决于历史题材的性质,也取决于剧作者的哲学背景、政治立场、艺术观念、创作原则、艺术惯例等复杂问题,还取决于剧作者拥有怎样的“情”、“理”观。
但长期以来绝对主义一元论历史观的存在,使得历史剧作家在处理历史题材时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稍有不慎即有“触雷”的危险。久而久之,历史剧作者成了刚入婆家门的小媳妇,跋前踬后、动辄得咎,一个个呆头呆脑、形同弱智。这样的现实顺理成章地造就了许多相当低能的受众。《宰相刘罗锅》在祖国大陆播放时,片头上必须冠以“不是历史”、“民间故事”的提醒,否则必定有人横刀立马、夹缠不清。饶是如此,有些人还是要“鸡蛋里面挑骨头”般地兴师问罪,把“不是历史”视为“就是历史”。《宰相刘罗锅》在香港播放时则去掉了片头的“不是历史”、“民间故事”的提示性字样,也没有人以此责备这部电视剧,说它与历史不符。
历史剧总是免不了“戏说历史”的成分,这是历史剧之所以为历史剧的“本体论依据”。无论多么严肃的历史题材,一入戏剧总是要纳入文艺的轨道,总是难以避免“戏说历史”的痕迹。《三国演义》之与《三国志》是“戏说历史”,《西游记》之与唐玄奘西域取经也是“戏说历史”,但人们对于《三国演义》和《西游记》表现了非凡的宽容与大度,无非是“从古原则”在作怪罢了——古人是不会有错的,仿佛只有古人才有“戏说历史”的特权。对于今日之“戏说历史”则大不以为然,也是习惯势力使然。《戏说乾隆》在电视台放得最起劲时,也是《三国演义》大红大紫之时,北京地区的观众基本上是一半对一半,无非说明有人喜欢这种“戏说历史”(即“游戏”的“戏”),有人喜欢那种“戏说历史”(即“戏剧”的“戏”)罢了。但不论青红皂白地反对“戏说历史”的人毕竟还有不少。据说,历史题材的电视剧现在受到的最大威胁是“戏说历史”。《戏说乾隆》为始作俑者,《宰相刘罗锅》则走向了极致,《秦颂》则有气死历史学家的“罪恶企图”。其实一看这些剧目马上就会明白,“戏说历史”自有其禁区存在,只是拿王侯将相开涮,大有“大打死老虎”和“狠烫死猪头”的威风,绝不敢随意拿近现代人物开刀,描写林则徐的电视剧就遇上了法律方面的麻烦。但不管怎样的任意杜撰、歪曲历史,不论社会精英人物如何竭力反对,这些都是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都有相当好的收视率。
历史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历史文化类栏目，有的选题，涉及的资料非常多，涵盖的知识点多面广，需要采编人员从中筛选出有用的特别能说明问题的资料来用。而有的，虽然题材很好，资料却少的出奇，这就需要采编人员想尽各种办法尽量多的搜集资料。比如与五峰山这一选题，昌黎各界留下的资料特别多，有照片，有文字，有传说，有故事等等，这就需要筛选。采编人员最终确定了六个题目：《性乐山的有志男儿》、《盟誓碣石》、《登高一呼群山应》、《与五峰山的情谊》、《红旗将会飘满北京城》、《圣洁情思凝五峰》，展现党的创始人的伟人风采以及他与昌黎五峰山的不解之缘。在山中拍摄时，巧遇吉林师范学院退休讲师、副教授陈熹老人，老人年逾八旬还坚持进山缅怀，我们抓住机会采访了他，同时收集到了关于韩愈的一些资料，为做《韩愈祖籍昌黎》栏目提前留下了生动的资料画面。而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河北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魏立群来昌黎的时候，我们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采访了他，为做《魅力皮影》节目做准备。节目播出后，有很多人见面跟我们讲，你们很厉害呀，怎么请到的魏立群老师？其实，那是我们半年前采访留下的资料。历史文化类栏目的采访对象很多是上了年岁的老年人。每次找到他们了解情况，请他们配合，他们给予的支持不是一星半点，他们尽他们的所有，珍贵的资料和照片，珍藏了几十年，对我们却从不保留，这让我触动很大。做《源影寺塔》系列节目时，八十多岁的张鹏起老人，将自己维修源影寺塔时整理的一册工作照片交到我手里，从源影寺塔维修开工第一天开始，到最后一天结束，整个维修过程和每个维修细节，老人都细心的用照相机的镜头记录下来，并且有维修前后对照图，这让我深感震撼。做这类栏目，不仅是对历史、对真实的一种敬畏，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尊重。
2资料分析要有条理性，主线要明确
《话说昌黎》栏目播出两年多，搜集的资料装满了整个书橱，包括书籍、视频、照片资料，仅翻阅的文字资料就有成百上千万字，寻访了几十位老人和学者，形成了20多万字的节目角本。要把搜集到的资料最终消化并为我所用，需要经过分析整理甄别的过程。搜集到的资料有的很有条理，而有的则是散乱无章的，这需要我们像园丁一样，把这些内容分类整理修剪，加工成美丽的花环。内容相同相近的放在一起，考虑每个选题的内容可以分几个部分，确定为几期，每期之间如何连贯起来，内容怎么衔接，每期的看点在哪里，一定要弄明白最想让人知道的是什么，最值得人了解和记住的是什么。比如：《史梦兰与止园》，从“京东才子”、“直隶一人”史梦兰的毕生成就，到止园的辉煌与没落，其思想要义是主要线索。《广播电视60年》系列节目，则是以广播电视人的经历为线索，讲述了各个历史阶段广播电视给人们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和变化，展现广播电视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及广播电视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艰难历程和辉煌成就。
3专题脚本要有全局性，是制作根本
专题脚本是电视节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自己的我和写作规则。比如，配音和同期的内容怎么安排，镜头如何组织，这些落实到纸上，形成专题片脚本。专题脚本是后期制作的依据和根本，也是将前期搜集整理的资料做最后的编排、整理和取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涉及到更为细节的东西，包括哪些内容用播音员配音的声音，哪些用被采访人的同期声，这两种声音又如何恰当的结合在一起，组成一期完整的节目。我的原则是，被采访人说出来的东西尽量保留，被采访人没有表达完整的，或是没涉及到的，需要加以解释和说明的，用配音。要把收集来的资料和镜头，与配音结合，这部分是为做到内容详实而服务的，要在这一部分，尽可能多的把图片、照片、视频等形式的资料等展现给大家看。而在被采访人的叙述过程中，也就是同期声运用过程中，也尽量安排配以图片或是字幕说明，尽可能准确的将事实说给观众听。往往一个节目会涉及很多个被采访对象，大家对同一件事情会有不同的了解和感受，所说的内容有不同也有相同，有互相印证的也有互相抵触的，把这些关键的东西摆在一起，安排先后顺序，主次内容，确定本期节目的重点在哪儿。然后，再用配音部分画龙点睛，起到承接和说明的作用。被采访人的同期，好比珍珠，而配音部分则是线，什么样的珠子放在一起更漂亮，用什么样的线串起来更好看，怎么串在一起才艺术，就要看采编人员的功夫和本事了。这里面，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相同或相近的，为了避免重复，可以让一个比较权威的人来说话，如果没有权威人士，就可以两个人互相印证。另一种是不同的或者是截然相反的，可以让两个人各执已见，有结论的、可以定性的问题，当然要告诉观众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可是没有结论的问题，编辑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能自作主张，判定孰是孰非，要让观众去看，让观众去思考，不能替观众得出结论。
4制作手法要有时代性，运用新技巧
历史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成都历史悠久，文化独特。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具有与中国众多的城市相同的文化内核，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主要表现在和谐包容的文化气度、开拓创新的文化精神、崇文重教的文化传统等方面。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23)04－0121－08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pecialties of chengdu
he yi-min
(base of innovation for the research of regional history, phase iii of 985 project,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key words: chengdu local culture; ancient culture of su; famou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abstract: chengdu is famous for its long history and unique culture. the several thousand years of development has not only endowed chengdu with homogeneous cultural kernel possessed by the many other chinese cities, but also formulated cultural specialti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ts own, which are demonstrated in its harmonious and broad compatibility, innovative and frontier spirit, and emphasis on education and respect for cultural heritage etc.
成都是一座拥有4500年文明史的古老文化名城，悠久的历史孕育了灿烂辉煌的古蜀文明和影响深远的地域文化。今天成都的文化，既是绵远的历史文化的延续，又是现代文化兴起的基点，既充满了生机勃勃的活力，又有闲情逸致的柔性。
成都自然环境优美，物产丰富，经济富庶，几千年来的发展使成都的城市人文积淀深厚，孕育和汇集过大批文学家、诗人、画家、学者、教育家以及各类文化名人。他们留给成都丰富的文化内涵，促进了城市文化的繁荣。成都又是一座移民城市，汇集各方风俗文化，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城市精神。这一切共同造就了成都人恬淡怡然、彬彬有礼、积极进取又悠闲自得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在历史的长河中，成都文化表现出了和谐包容的文化气度、开拓创新的文化精神、崇文重教的文化传统等特质。
一、和谐包容的文化气度
和谐包容作为一种理念、一种文化的体现，产生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同时它又以自身的发展、演进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迈向新的和谐与包容。成都这座有着4500多年文明史的文化名城，几千年来，始终以和谐包容的文化气度营造着优良的城市品格。
1.人与自然的和谐包容
成都和谐包容的文化气度首先体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说的“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我国古代贤哲们提出的一种宇宙观和哲学思想，它至少应包含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应尊重自然、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等基本思想。“天人合一”观还认为人类应该平等地对待自然界的一切，与之处于一种完美和谐的状态。因而,“天人合一”思想体现的是一种大智慧，一种永恒的自然法则。
以成都为中心的古蜀文化一直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重视人对环境的依赖与互动关系。这在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发掘出来的若干器物中可以得到印证，如太阳神鸟金箔图案充分展现了古蜀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精神。正是由于蜀文化具有丰富而深刻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内涵，成都才能够成为中国道教的发源地。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是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形成的。道教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天人合一成为道教的文化主体。道教认为道、天、地、人是宇宙循环系统的四个子系统，它们相互作用、和谐共生，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因此，人的行为应该符合宇宙的自然法则，才能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成都是道教发源地,居于其地的人们很早就已经能够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真谛，他们长期遵循“道法自然”、顺应自然的思想，崇尚自然，热爱自然，享受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便是成都深厚的文化传承中蕴含着的和谐基因，也是成都的神韵和魅力所在。
古代成都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正如唐代伟大诗人李白在诗中所称赞的那样：“九天开出一成都，千门万户入画图”。成都不仅“水绿天清不染尘”，而且“既崇且丽”，虽为人
作，宛如天开。古代成都人把道教朴素的天人合一和谐观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运用自己的智慧修建了许多工程，充分体现了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其中最具典型性的当属距今2000多年前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它描绘了一幅古代成都人民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丽画卷。公元前236年，战国时期的秦蜀守李冰及其子带领群众治理岷江水患，修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都江堰水利工程巧妙利用了天然地势和岷江水流，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水利系统，科学地解决了江水的自动分流、自动排沙、自动排水和引水等难题，收到了“行水灌田，泻洪平灾”的功效。2000年11月，这项“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设计最科学、保存最完整、至今发挥作用最好、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大型水利生态工程”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成为世界人民共同的文化瑰宝。 “道法自然”、“崇尚自然”、“天人合一”，是成都从古至今的文化传统。深入发掘成都文化的内涵并加以传承和弘扬，不仅对于改善现代城市形象，增强成都的吸引力、号召力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也是今天成都建设世界生态田园城市的重要文化基础。
2.人与人的和谐包容
成都不但是一座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的城市，更是一座人与人之间宽容度与融合度极大的城市。成都文化的这一特性，源于历史上多次移民入蜀的影响。
先秦时期，成都就是一座由移民建立的城市。早在古蜀时期，成都就出现过大量的移民，如楚王族宗支斗氏中的一些支裔就曾移民至蜀国的西鄙，楚昭王的后代也有一些辗转移于蜀境①。秦统一巴蜀后，多次从北方有组织地移民入四川。《华阳国志?蜀志》载：“周赧王元年，秦惠王封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置巴郡，以张若为蜀国守。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②。从东汉末到西晋统一的百余年间，全国发生了多次规模空前的大战争，大量人口或死于战乱，或四处流散。与全国相比，四川境内的大战不多，物阜民安、社会相对稳定的成都，便自然而然成为人们躲避战争的理想之地。大量中原人口向蜀地迁移，进一步造就了成都文化的兼容性和包容性。
隋唐时期，成都地区出现了新的移民潮，成都城市人口达10万户。两宋之际，宋、金之间反复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四川成为南宋抗金的重要战略基地，但没有受到战争的直接破坏，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没有中断。同时，金军南侵使大量北方居民迁入四川，如南宋初绍兴二年（1132），南下入川的北方将士达15万人③；其余自关陇一带涌入的溃兵、难民、流人更是不可胜数，以致宋廷曾下令在大散关（今宝鸡市南）设置关卡加以限制④。
自元明至清，成都的人口经历了两次低谷和两次大规模移民潮。明朝前期，因元末战争的影响，出现了第一次“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清初，四川人口大量损失，为了重建四川，清廷“招两湖、两粤、闽黔之民于东西川，耕于野；集江左右、关内外、陕东西、山左右之民，藏于市”⑤。第二次“湖广填四川”改变了四川人的构成，移民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土著，文献对此记载颇多。雍正《四川通志》载：“其民则鲜土著者，率多湖广、陕西、江西等处迁居之人”⑥。
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进程，也改变了人口的分布状况。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遍了大半个中国，使中国人民陷入苦难的深渊，沦陷区的机关、工厂、学校和广大民众纷纷向内地迁徙。1937年12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四川更成为战时中国的大后方和抗战的基地，因此，在中国人口整体下降的情况下，成都人口因各政府机关、工厂、企业、文化团体、学校、军队及难民的内迁而增长。
由上可知，成都从先秦以来，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移民。不同历史时期的大移民不仅促进了成都工商业的繁荣，提高了成都人口素质，使成都长期保持着区域大城市的人口规模，也为成都这座历史古城带来了新的文化元素（如各地的语言、饮食、风俗习惯以及生产技术、生产经验等），使成都成为各民族、各地域文化的交流融会之城。这些新的文化因子彼此交汇激荡，推动成都城市多次出现文化发展的高峰期。如川剧五种声腔昆、高、胡、弹、灯的形成，正是移民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晶；当代的四川话也是以湖北话为基础，经过长期演变而形成；川菜更是融合南、北菜系之长而成为了独具特色的菜系。“移民特征”构成了各个历史时期成都人生活方式的主要特点，成都文化也成为以蜀
文化为主，又兼容南北文化的多元文化综合体。这种集南北为一体的多元文化特征，构成了农业时代成都文化的重要特质，不仅促进了成都人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发展，也使成都人具有包容性、开放性的思想特征。成都文化则在不断汲取外来文化营养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和谐文化，并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既不排斥外来文化，也乐于接受新鲜事物。以成都为中心的蜀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就是各种文化不断地碰撞融合的发展过程。从数千年前的三星堆、金沙时期，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成都文化无不体现出巨大的包容性，可以说成都是一个多元文化元素汇聚的城市。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成都人都较少有排外意识。这种包容谦逊的特点，与某些也是移民城市的特大城市形成鲜明对比。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地人都认同成都人的热情友好、乐于助人以及包容性和亲和力。
时至今日，成都依然延续了和谐包容、开明开放的文化传统。这一文化传统使成都人天性乐观，幽默风趣，即使相互之间有些摩擦，有些矛盾，也大都能以一种幽默和大度化解。于是，成都给外地人的第一感觉往往都是随和热情，很容易让南来北往的人产生好感并融入其中。可以说，在现代中国的特大中心城市里，成都对来自中小城镇和落后地区以及异国他乡的“外来人口”最为宽容，特别大度，既不排外，也不自以为是。外地人在成都居家生活、求学创业，都能很快融入到这个城市〔1〕。随着成都向宜居、宜业城市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来成都购房定居，不仅有四川省内各市县的人群，还有来自西藏、新疆、北京、上海等地的人们。据统计，成都的商品房买卖中有接近四成的购房者来自外地⑦。不少外地人举家搬迁至成都，他们选择成都作为定居城市，不仅是因为成都气候宜人、物产丰富，有着美景、美食、美酒，还因为成都人具有不排外、易融合的文化个性。在2007年所公布的中国城市包容性排行榜中，成都以排名第二荣登前列⑧。因此，成都正如同一个巨大的磁场，以和谐包容、海纳百川的胸怀，不仅吸引了世界500强等工商业巨头，也吸引了无数的海内外英才纷纷“孔雀西南飞”。成都正在成为创业者和居住者的天堂。
二、开拓创新的文化精神
成都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几千年来历经风雨兴衰，发展曲折复杂，波澜起伏，既有辉煌和繁荣，又曾多次遭到了破坏，甚至遭受了两次毁灭性的破坏。但每次在破坏之后，都能很快得到恢复，并始终保持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城址始终不变，城名一直未改，有着极强的生命力。这是成都城市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在全国的大城市中是绝无仅有的。它不仅体现出成都城市顽强的生命力，也展示了成都人民不畏艰难困苦、自强不息、奋发图强、开拓创新的精神。 成都的城市发展史本身就是成都人开拓创新的历史，就是一部艰苦创业史。早在距今数万年的旧石器时期，成都地区就有群居的原始人在这里劳动、生息、繁衍。考古工作者在成都平原已发现多处旧石器时期的遗址，至于经科学发掘的从新石器时期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遗址更是多达数十处，著名的有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方池街遗址、岷山饭店遗址、十二桥遗址、指挥街遗址、抚琴小区遗址等。这些遗址的科学发掘为我们展现了从原始社会末期至春秋战国时期成都地区人类活动的整体发展轨迹。将这些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结合起来看，可以证明至迟在4500多年前，就有数量较为庞大的人群在成都平原过着定居生活，并利用成都平原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湿润、水源充足等有利条件来从事农业生产。商周时期成都的手工业已比较发达，形成了铸铜业、制陶业、玉石加工业、酿酒业、漆器业等若干手工业生产部门，各部门内部又分成了若干专业，有的甚至在工序上也有了分工并形成了专门技术，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器、金器的制作技术更是达到了当时的世界一流水平。春秋战国时期，成都造产品已经远销长江中下游和中原地区。
成都人开拓创新的文化气韵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之一就是突破封闭的地理环境，走向更广阔的外部世界。成都位于四川盆地西部，四川盆地西依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北近秦岭，与黄土高原相望，东接湘鄂西山地，南连云贵高原，盆地北缘米仓山，南缘大娄山，东缘巫山，西缘邛崃山，西北边缘龙门山，东北边缘大巴山，西南边缘大凉山，东南边缘武陵山，故而古代蜀地是有名的“四塞之国”，对外交通极为不便。唐代大诗人李白
写“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成为古蜀对外交通的形象写照。四川盆地封闭的地形对古蜀与外部的经济、文化联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但古蜀先民具有顽强的开拓精神，越是艰难越向前，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开辟了多条蜀地对外通道。远古时期就开辟有自三峡溯江而上的水道，由云南入蜀的樊道，自甘肃入蜀的阴平道，由关中通往汉中的褒斜道、子午道、故道、傥骆道（堂光道），以及由汉中通往四川的金牛道、米仓道等，汉代则开辟了通向南中的五尺道；到近代又修建川陕公路、川湘公路、宝成铁路、成昆铁路、川黔铁路，当代则逐渐形成了以成都为中心的立体交通网络体系，包括32条高速公路和10条铁路（已建、在建和计划修建）在内的出川通道和出海通道⑨以及密布的航空线路，反映出蜀人以顽强的精神、不懈的努力走向外部、走向世界的坚定决心和开拓精神。
成都人的开拓创新精神还集中表现在大规模治水上面。成都平原是一个冲积平原，在远古时期经常发生水患，洪水横流，沼泽遍地。为了生存与发展，一代又一代的成都先民不懈地与洪水作斗争。据文献记载，中华民族的治水英雄大禹就出生在岷山，由此形成了蜀地的治水传统。古蜀人的领袖杜宇、鳖灵，蜀太守李冰等先后带领成都人引水导河，兴修都江堰及成都平原系列水利灌溉工程，疏通了岷江水流，并把湔堰分为内外江两大支流，使得“穿二江（检江、郫江）成都之中，引渠皆可行舟，有余，则有溉浸，百姓飨其利”⑩。水是生命的源泉，任何一个大城市都必须靠近水源丰富的江河，世界上多数大城市都是建立在江河湖泊之旁，水文条件不仅是城市选址的重要条件，也是城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穿二江成都之中”，改变了成都城市之侧没有大江河的状况，对成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成都这座城市有了充足的水源，生活用水和生产用水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由于不断的治理和改造，成都平原的水利系统日臻完善，农业生产条件随之改变，农业经济出现了较大发展，从而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农业生产区，水旱不饥，号称“天府之国”。
从古蜀时代开始，开拓创新的文化精神就一直贯穿于成都历史文化的发展之中。三星堆文化的世界性影响，不仅在于它灿烂的青铜文明，还在于它所蕴含的具有世界文明特点的丰富内涵以及由它首开先河的巴蜀文化的开放精神和走向世界的开拓意识，从而打破了长期以来流行的所谓巴蜀文化自来就故步自封的“盆地意识”偏见，展现了蜀人敢为天下先的博大胸怀和豪迈气势。例如，三星堆遗址最引人注目的纵目人面像造型，都是突眼、阔嘴、宽耳。古蜀先民塑造这样的形象，除宗教含义之外，主要就是为了突出表现人物的视听等功能：突眼代表传说中的“千里眼”，宽耳表示“顺风耳”，而阔嘴就是渴望言谈、善于交流的象征。这样的造型，充分表达了古蜀先民虽处于四川盆地闭塞的自然环境中，却希望看得远、听得远，渴望走出盆地、走向世界，与外部世界交流的强烈愿望。三星堆文化还创造了诸多“世界之最”，如世界上最早、树株最高的青铜神树（高384公分，三簇树枝，每簇三枝、共九枝，上有27只鸟，树侧有一龙缘树逶迤而下），世界上最早的金杖（长142公分，直径2．3公分，重700多克，上有刻画的人头、鱼鸟纹饰），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青铜大立人像（通高262公分，重逾180公斤，被称为铜像之王），世界上最大的青铜纵目人像（高64．5公分，两耳间相距138．5公分），世界上一次性出土最多的青铜人头像和面具（达50多件）。
几千年来，成都人开拓进取、务实创新的文化个性令世界惊叹。成都人创造了多个世界第一和中国第一，如成都在世界上最早大规模开采井盐和最早开采并使用天然气，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丝织品——蜀锦，铸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年号钱——汉兴钱，印制并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设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官办银行——交子务；创作了迄今尚未解读的最神秘的“天书”——巴蜀图语，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官办地方学校——文翁石室，撰写了中国最早的地方志——《华阳国志》，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皇家画院——翰林图画院，编译了中国最早有注文的石经——孟蜀石经，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领先，扬名海内外。此外汉代的漆器、蜀锦，唐代的“西川印子”、宋代的“蜀藏”等，都展现了成都文化的创造性。几千年来，聪慧的成都人善于学习，善于创新，正是由于他们的拼搏努力，才使成都在多次遭到破
坏后不断再生，始终充满活力。从汉代的“五都”，到唐代的“扬一益二”，再到今天的西南大都会，成都一直保持着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这正是成都人不断学习、进步、创新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成都人不断解放思想，突破盆地意识，坚持全方位推进改革开放，以大开放促大发展，超越盆地，走向世界。成都开拓创新的文化品质不断引起世人瞩目，改革开放以来，又出现了许多“全国第一”：1979年，打出全国第一个商业广告；1980年，发行了全国第一张股票——蜀都股票；1986年，全国第一家股份制合作银行——成都市汇通城市合作银行成立；1987年，新中国第一家典当商行——华茂典当服务商行在成都开业；1994年，西南地区首家金融租赁公司——四川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在成都开业；1996年，全国第一个部级生态示范区——温江郫县都江堰生态示范区正式启动。可以说，在中国改革开放这个大舞台上，成都经常是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之上，成为时代的弄潮儿。近年来，成都分别被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和教科文组织授予“中国最佳旅游城市”和“世界美食之都”称号。在盖洛普咨询公司进行的中国城市国际形象主观调查中，成都排名第三，被世界银行评为中国内陆投资环境标杆城市，2023年又被《财富》杂志评为15座全球最佳新兴商务城市之一。
三、崇文重教的文化传统
“天府之国”的地域环境使农业时代的蜀人长期享受农耕社会温饱安逸的舒适生活，也由此滋生出蜀人崇文重教的文化传统和风气，并最终形成一种独特、绮丽的浪漫主义文化。灿烂的文化、发达的教育是贯穿整个成都历史文脉中最典型的文化特征之一。由于成都城市魅力独特，所以强烈吸引着历代众多的诗人墨客、名士大家来这里求学、生活或交流、游览。他们利用成都优越的自然、人文环境，创造了光辉的历史文化，同时也对成都崇文重教文化传统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好文雅”、“颇慕文学”的文化风尚
成都人“好文雅”、“颇慕文学”的文化风尚始于秦代文翁化蜀，所谓“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b11。在此后的2000多年间，成都人文荟萃、名人雅士云集，故在历史上有着“以文辞显于世”、“巴蜀自古出文宗”的美誉。唐人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说：“自盘古划天地，天地之气艮于西南。剑门上断，横江下绝，岷、峨之曲，别为锦川。蜀之人无闻则已，闻则杰出。是生相如、君平、王褒、扬雄，降有陈子昂、李白，皆五百年矣”。唐代大诗人李白在蜀中度过了20多个春秋，对巴山蜀水可谓一往情深，其《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云：“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2〕，《峨眉山月歌》云：“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2〕。他的诗歌得自然之助，想象雄奇，诗风飘逸放恣，语言自然流畅，音律和谐多变，余味深远，皆成天趣，极富浪漫主义色彩。
“自古诗人皆入蜀”，“初唐四杰”中的王勃和卢照邻也曾客居蜀中。王勃在四川漫游了两年，离开四川时，他写下了“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复高风晚，山山红叶飞”〔3〕的诗句，以此抒发漫游蜀地的心境。祖籍幽州范阳(今北京地区)的卢照邻也在蜀中生活了十多年，曾担任新都县县尉，并留下若干著名诗篇。边塞诗人高适在安史之乱后入蜀出任彭州、蜀州刺史，之后转升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为蜀中局势的稳定作出了贡献。与高适齐名的边塞诗人岑参，晚年也入蜀出任嘉州(今乐山)刺史，蜀中山水、人物给诗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遂写下了《先主武侯庙》、《扬雄草玄台》、《司马相如琴台》、《万里桥》、《早春陪崔中丞同泛浣花溪宴》等诸多诗词b12。唐代大诗人杜甫避乱入蜀，在成都生活了8年，创作诗词900余首。“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杜甫的故居草堂更成为当今中国文化遗址的圣地之一，也是成都独具魅力的标志性文化遗产。唐代汇聚于蜀地的文人还有很多，诗人元稹于元和十年(815)被贬为通州(今达州)司马，在通州“残灯无焰影憧憧，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4〕。一生中以“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5〕著称的苦吟诗人贾岛，也于唐文宗开成二年（837）来蜀，出任长江县(今蓬溪)主簿，后调任普州(今安岳)司仓参军，并病死于普州。他一生潦倒，但“位卑终蜀土，诗绝占唐朝”。大诗人李商隐也曾两度入蜀，为后人留
下了不少描绘巴蜀胜境的诗篇，如《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6〕。唐代词人韦庄于唐昭宗乾宁四年（897）奉使入蜀，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王建的掌书记；唐亡，王建称帝，韦庄为宰相。韦庄在成都生活了近10年，留下了不少描绘锦里风光的佳作，脍炙人口者如：“春晚，风暖，锦城花满，狂杀游人”〔7〕；“锦里，蚕市，满街珠翠，千万红妆”〔8〕。作此二诗时，韦庄已经是花甲老人，但成都的富丽繁华和妙如仙境的娱乐文化，竟惹得他春心大发，宛如青春少年般热情奔放。
“自古蜀中多才女”，唐代成都出现了若干著名才女。如著名女诗人薛涛不仅通音律，擅诗词，多文采，还发明了薛涛笺，被称作古今绝艺，极负盛名，在今天的成都仍有望江楼、吟诗楼、薛涛坟、薛涛井等遗址供人们参观凭吊。后蜀主孟昶之妃花蕊夫人也是才艺双绝的女诗人，幼能文，尤长于宫词，所写《宫词》描绘蜀地宫廷文化，用语以浓艳为主，也有个别词风格清新自然，犹如“清水芙蓉”一般。
宋代，黄庭坚、陆游、范成大等著名文人也曾入蜀，对蜀地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黄庭坚祖籍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县），在北宋新旧党争中，两次被贬，贬后入蜀为涪州(今涪陵)别驾，后又转戌州(今宜宾)安置。他以被“安置”的身份在蜀地生活了6年，深受四川官民的礼遇和崇敬。在成都杜甫草堂的工部祠内，人们将他与陆游并列，一起配飨杜甫，被誉为“异代升堂宋两贤”b13。陆游原籍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被任命为夔州(今奉节)通判，次年入蜀，先后辗转于成都、蜀州、嘉州、荣州等地为官。在蜀中生活了8年，写下了“有花即入门，莫问主人谁”，“曾为梅花醉似泥”，“放翁五十犹豪纵，锦城一觉繁华梦”，“风雨春残杜鹃哭，夜夜寒衾梦还蜀”等大量咏赞巴蜀风光的诗句。
巴山蜀水的秀美风光和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魅力，吸引无数文化名人入蜀，并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财富，令成都这座城市流光溢彩，成为了蜀文化的中心，进而推动了成都文化的繁荣和尚文风气的兴盛，“好文雅”、“颇慕文学”的文化风尚也由此成为成都文化的特质之一。 2．尊崇教育的文化传统
成都尊崇教育的文化传统，始于汉代蜀郡太守——文翁(前156～前101)。汉景帝末年，文翁为蜀郡守时，兴教育、举贤能、修水利，政绩卓著。他在成都兴“石室”，办地方“官学”，招下县子弟入学，入学者免除徭役，以成绩优良者补郡县吏，促进了蜀地文化教育的发展，“其学比于齐鲁”。班固在《汉书》中评论说：“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宋代李焘《新修四斋记》载：“后之为成都者，于学宫不敢不致力”b14。韩绛也称：“成都之学，郡国莫先焉，士人之众，四方鲜拟者”b15。由此，成都形成了尊崇教育的社会风尚。
唐宋时期，成都先后创设多所学校和书院，成都教育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明清时期，尽管成都先后遭受了两次空前破坏，城市文化也出现衰落，但是随着成都城市的重建与经济的恢复，成都文化又逐渐显露出繁荣的景象，“文学之士”也开始“彬彬辈出”，如明代有杨廷和、杨慎父子，清代则有李调元等人。清代，成都所创办的各类书院也在省会城市中居于前列，并涌现出一批著名书院，如潜溪书院、锦江书院、墨池书院、芙蓉书院、尊经书院等。
光绪元年（1875），在四川学政张之洞主持下，高悬“石室重开”匾额的尊经书院在成都南校场建成开学。尊经书院在其后28年间成为巴蜀人才的摇篮，对四川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清季实施教育改革，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新式教育体系开始初步形成，成都崇文重教的文化传统随时代的变迁也发生了质的转变，不仅出现了新式的教育机构，也涌现出一大批新式知识分子与文学巨匠，如巴金、李劼人等。抗战军兴，成都的教育得到较大发展，不仅中小学教育十分兴盛，高等教育也居于全国前列，成都成了大学之城，大师云集。陈寅恪、吴宓、李方桂、萧公权、钱穆、顾颉刚、徐中舒等诸位大师先后入蜀，高坛讲学，新旧兼容，中西并举，旧学得承，新学大光，造就了近代成都文化教育事业鼎盛和人才辈出的局面。
新中国建立后，成都在承袭崇文重教文化传统的同时，更增添了现代文化教育的多种新元素，发展成为中国西部重要的教育中心之一。据统计,2007年，成都有普通高等院校40所，在
校学生54.1万人，专任教师3.4万人；普通中小学校1026所，在校学生138.88万人，专任教师7.76万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9.96％；幼儿园1660所，在园幼儿24.91万人，专任教师1.14万人b16。与此同时，成都的文化事业蒸蒸日上，不仅成功地协办了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文化产业、文化事业也发展迅猛，8个市属专业表演团体共演出1978场，观众达193.3万人次；至2007年年末，全市有群众艺术馆3个，公办博物馆14个，文化馆17个，公共图书馆21个，馆藏图书达915.1万册b16。
正是由于成都具有“颇慕文学”的风尚，造就了成都“崇文重教”的文化传统，出现了“巴蜀自古出文宗”，“诗人自古例到蜀”，“自古蜀中多才女”的三大文化现象b15。而正是这种崇文重教文化传统的传承与积淀，才使得今日之成都依旧充满了浪漫与文雅的气韵。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成都历史文化经过几千年的传承与积淀，塑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特质，和谐包容的文化气度、开拓创新的文化精神、崇文重教的文化传统共同构成了成都历史文化的主旋律。
此外，成都历史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还形成了张弛有道的文化特征。成都是一座开拓创新的城市，同时也是以懂得生活艺术并善于享受生活而著称的城市，正如时人所感叹的那样：“成都人的生活始终是勤劳中伴随着永恒的优哉游哉”b18。成都人所具有的独特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是天府之国优越的自然环境与和谐包容的人文环境长期协调发展的结果。成都人自古以来就养成了辛勤劳动与闲适游乐可以兼得的文化心理，因而他们一方面努力劳动，创造物质财富，另一方面，也珍惜时光，尽情地享受美好的生活，形成了特有的生活习俗和生活情趣以及张弛有道的文化心理。
当代成都城市生活具有休闲、时尚、包容、大众化等基本特征，这些基本特征的形成，与历史上“天府之国”的自然地理环境、移民社会的历史渊源、长期作为区域政治中心的城市功能、城市市民社会对工作与生活关系的特殊深刻理解等一系列原因是分不开的。正是因为地域因素的作用，成都才形成一些独特的城市生活方式，如茶馆文化兴盛发达，美食文化独步天下，麻将扑克等益智博弈文化流行，这些都充分展现了成都文化的个性特征。成都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使成都人不断地与时俱进，不断地开拓创新，善于吸取国内外其他城市良好的生活方式，并将其纳入到成都生活方式中，与自身的文化相融合，因而成都人的生活既传统又时尚，既地方也世界，而且越来越丰富多彩，越来越讲究品位，越来越多层次、多元化，充满了阳光和智慧。尽管成都人的生活中也存在个别不健康的因素，但并不是主流，因而不应简单地加以指责，不应在整体上对成都人的生活方式予以否定，关键在于引导大众，使其生活方式更加健康，并提供更多的娱乐方式，使其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成都文化历经数千年传承与嬗变，在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新的发展，尤其是在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灾害发生后，成都文化的优点得到进一步彰显。在巨大灾难面前，成都人众志成城，临危不惧，表现出勇敢坚毅、自强不息、乐观豁达、奋进奉献的精神，这些正是成都人用生命与激情对成都历史文化所做出的最新诠释。
注释：
①见吕不韦《吕氏春秋?贵卒》，收入《四部丛刊初编》七十二，上海书店1989年出版。
②见晋代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3《蜀志》，巴蜀书社1984年出版。
③见宋代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3，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印。
④见脱脱《宋史?高宗纪》，中华书局1977年出版。
⑤见《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一），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
⑥见清代黄廷贵等修，张晋生等纂雍正《四川通志》，清乾隆元年（1723）补版增刻本。
⑦见成都市房管局“房地产行业信用信息平台”，网址：http://www.fcxy。
⑧见零点集团《中国公众城市宜居指数2006年度报告》，刊于《天府早报》2007年4月25日。
⑨见《四川党的建设》编辑部《西部综合交通枢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刊于《四川党的建设》（城市版）2008年第2期。
⑩见《史记?河渠志》，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
b11见班固《汉书?循吏传》59《文翁》，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
b12见刘开扬选注《岑参诗选》，四川文艺
出版社1986年出版。
b13成都杜甫草堂中对联为：荒江结屋公千古，异代升堂宋两贤。
b14见宋代李焘《新修四斋记》。
b15见宋代韩绛《讲堂箴并序》。
b16见《成都社会发展（2007）》，《中国?成都》，http://www.chengdu.gov，2008年3月17日。
b17见谭继和《神奇、神秘、神妙的巴蜀文化》（下），刊于《四川党的建设》（城市版）2007年第9期。
b18见陈锦《市井成都》，刊于2006年11月的《华夏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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