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崧泽文化； 良渚文化； 转型期； 礼制遗存

Abstract：The period of 3，500-3，000 BC is taken as a transition from the Songze culture to the Liangzhu culture，and also as an important evolution for ancient Chinese etiquette in the Taihu Lake Basin. Some ritual vessels made of both pottery and jade，such as ding，dou and hu as regular composition occurred. Jade bi and cong from the Liangzhu culture probably derived from bracelet and small cong in the Songze culture. For the Liangzhu culture，the transitional period not only bred the etiquette system but also exerted a profound influence.

Key words：the Songze culture， the Liangzhu culture，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remains of the etiquette system

公元前3500～3000年是太湖流域史前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既是崧泽文化向良渚文化发展演进的过渡阶段，也是太湖流域礼制发展演变的转型时期。

崧泽文化与良渚文化是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不同发展阶段的考古学文化，崧泽文化是良渚文化的文化来源。崧泽文化与良渚文化的过渡阶段即崧泽―良渚时期。

以古国都城、王族陵寝、祭坛墓地、宫殿神庙、贵族聚落、大坝稻田等大型遗迹和玉琮、玉璧、玉钺等礼仪用器为代表的良渚文化，将我国新石器时代的礼仪制度发展到极致，成为我国新石器时代礼制发展的最高峰。

崧泽―良渚时期是太湖流域礼制发展的转型期，转型期礼制遗存的研究对于系统研究太湖流域礼制发展演进历程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海宁小兜里遗址“第一～三期崧泽文化遗存的相对年代约相当于崧泽文化晚期阶段，接近于南河浜遗址分期的晚期五段，绝对年代在距今5300年前后”①；海盐仙坛庙遗址的“中期堆积属于崧泽晚末期以及与衔接紧密的良渚文化早期遗存”②；无锡邱承墩遗址“第二期的年代应处于崧泽文化晚期向良渚文化的过渡阶段，为公元前3300年前后”③。

本文以崧泽―良渚时期的小兜里、仙坛庙、邱承墩遗址为例，对太湖流域崧泽―良渚转型期礼制遗存的现状分类作简要的概述，对太湖流域崧泽―良渚转型期礼制遗存的文化内涵作浅显的解读。

一、 崧泽―良渚转型期的礼制遗迹

崧泽―良渚转型期礼制遗迹主要为具有祭祀性质的土台遗迹，在上海崧泽④、江苏吴县张陵山⑤、昆山赵陵山⑥、无锡邱承墩⑦和浙江嘉兴南河浜⑧、桐乡普安桥⑨、湖州成舰狻⒂嗪际马兜11、长兴江家山12、海盐仙坛庙、海宁小兜里、皇坟头13、达泽庙14、酒地上15等崧泽―良渚转时期的高等级遗址中，都发现了具有祭祀性质的土台遗迹，土台遗迹已成为太湖流域礼制转型期的普遍现象。

由于考古发掘的规模不一，各遗址中发现的土台数量也不一：张陵山、赵陵山、南河浜、成降纫胖贩⑾1个土台；邱承墩、小兜里等遗址发现2个土台；普安桥、皇坟头、酒地上等遗址发现3个土台；仙坛庙共发现两行排列的5个土台，为发现土台最多的崧泽―良渚时期的遗址。

崧泽―良渚转型期的土台多呈东西向分布，南北向分布的仅见于小兜里遗址，然据小兜里发掘报告称“在遗址东南区域还应该存在一个崧泽文化晚期的主体土台”16，因此小兜里遗址的土台为两行排列，仍然是东西向分布。

土台多由相对纯净的黄土堆筑，底部多呈圆角正方向的正方形，近似覆斗状；四周和顶部置放有大口尊、鼎、罐、盆等陶器，经大火焚烧后形成坚硬的红烧土遗迹，陶器往往烧结于红烧土中；土台内还瘗埋精致的陶器和小型玉器，土台上或土台内大多有建筑遗迹，土台四周或土台上分布有墓葬，土台上的墓葬打破土台。

在诸多的土台遗存中，以小兜里和邱承墩遗址发表的考古资料相对完整，现以小兜里和邱承墩土台为例：

小兜里土台Ⅰ营建的第一阶段，底部东西残长约14.5、南北宽13米，高1.2米；第二阶段的早段，底部东西残长约12、南北宽13.5米，顶部东西残长9，南北长8米，第二阶段的晚段，土台向南部扩展，顶部南北长达13米。

土台上的遗迹主要有红烧土面，呈不规则的椭圆形，烧结厚度达10厘米；土台的第二阶段还有陶片铺成的“陶片面”，有东西向的石|，石|南北宽约1，8，东西长约13.8米；土台上有建筑遗迹1处（H1），东西两侧分布着11座墓葬，其中M33、M35为崧泽―良渚时期的显贵墓葬，M33随葬器物有鼎、豆、壶、盆、大口尊等陶器6件以及i、珠等玉器，M35随葬器物有鼎、豆、壶、罐、大口尊、盆等陶器28件以及玉珠等；土台内还有鼎、豆、瓮、罐、杯、盆等陶器残片（图一）。

小兜里土台Ⅱ位于土台Ⅰ的北部，显然与土台Ⅰ不成一列，姑且不论。

邱承墩土台Ⅰ位于遗址的西部，与土台Ⅱ并列呈东西分布。土台Ⅰ的底部近似正方形，底边南北长12.5、东西宽11.5米，高约1.6米。堆积自上而下分为6层：第1层黄褐土，呈弧顶状，弧顶的中心部分呈凸起的方柱形，上置两件用特殊方法从腹部切割开的陶器，底部平置，口部扣置，陶器边缘经烧烤呈红褐色；第2层灰白色土土框，围绕第3层黑灰土形成东西长5.2米、南北宽6.2米的方形台面；第3层，黑灰土；第4层红烧土，围绕祭祀遗迹形成外框；第5层为土台内坐北朝南的房基，东西长9.8、南北宽9米，有内外两圈基槽，内部并有柱洞，基槽内有用于奠基的小陶器。第6层灰黄土，为祭祀遗迹的垫土。土台内瘗埋的文化遗物主要有陶器、玉器和石器，其中玉器有小玉镯、小玉环和玉坠等（图二）。

邱承墩土台Ⅱ在土台Ⅰ的东部，并列呈东西分布，相距约10米。底部近似正方形，底边东西长10.3、南北宽9.5、高1.5米，顶部用两件陶器置放成十字形，经烧烤后留下不规则的烧结土。堆积自上而下分为3层：第1层黄褐色土，呈弧顶状；第2层红烧土，围绕祭祀遗迹呈框状；第3层黄色土，为祭祀遗迹的垫土。土台内瘗埋的文化遗物主要有陶器、玉器和石器，其中玉器有小玉镯、小玉坠等（图三）。

土台Ⅱ的东北有同时期的墓葬6座，随葬器物有鼎、豆、壶、罐、杯、圈足盘等陶器，斧、钺、锛等石器和璜、环等玉器。

小兜里和邱承墩的土台遗迹既反映了太湖流域崧泽―良渚时期土台的基本形态，也反映了崧泽―良渚时期太湖流域祭祀土台用于祭祀的文化性质。

邱承墩遗址地处太湖北部，小兜里遗址地处太湖东南。崧泽―良渚时期土台的形制近似覆斗状，底边长约12米左右；土台上或四周有烧结坚硬的红烧土，有建筑遗迹和打破土台的墓葬，土台内瘗埋陶器或玉器。

土台为崧泽―良渚时期最重要的祭祀遗迹。崧泽―良渚时期土台的形制形态和文化内涵在太湖南北表现出强烈的一致性，反映了环太湖地区崧泽先民的信仰已达到高度的统一。

二、 崧泽―良渚转型期的礼制遗物

崧泽―良渚时期的礼制遗物有墓葬中的随葬器物和土台内的瘗埋器物，主要为陶器和玉器。

（一） 墓葬中的随葬礼器

墓葬以海宁小兜里、海盐仙坛庙和无锡邱承墩发表的墓葬资料相对完整，现以小兜里、仙坛庙、邱承墩的墓葬为例，将崧泽―良渚时期墓葬中随葬的礼制遗物分类列表比较如表一。

通过列表可以明显地看出在随葬陶器中，鼎、豆（圈足盘）、壶（罐）似已成为定制，无论是大型墓葬，还是中、小型墓葬都以鼎、豆、壶随葬，少量高规格的墓葬还随葬大口尊（图四）。

随葬玉器主要为璜、管、珠、i等佩饰，此外还有镯形器（含大玉镯、小玉镯）、小玉璧（含玉环、玉瑗、玉纺轮等），少量高规格的墓葬还随葬龙形、人形玉佩和玉钺（含石钺）。

玉钺出现于崧泽文化早期的大型墓葬17，玉钺贯穿崧泽文化始终而非崧泽―良渚转型期出现的礼制用器，故不讨论。

镯形器的形制与玉镯相同，镯形器中既有玉镯，也有无法戴于手臂的大玉镯和小玉镯。玉镯在海宁小兜里M21、昆山赵陵山M77皆有出土，吴县张陵山M4出土的1件内径8.2厘米的大玉镯上还有阴刻兽面纹（图五）。

小玉璧的形制与玉璧类似，唯形体较小，发掘报告中有称玉环、玉瑗或玉纺轮，也有径直称玉璧。长兴江家山M239、上海崧泽M82、湖州成M1和余杭石马兜M41、M74，桐乡普安桥M19、M8皆有出土。

崧泽―良渚时期的随葬玉器中，还有龙形玉佩和人形玉佩。桐乡普安桥、海盐仙坛庙和海宁皇坟头、达泽庙皆有龙形玉佩出土（图六）；吴县张陵山、昆山赵陵山皆有高冠人形或高冠人、鸟、兽形玉佩出土（图七）。

（二） 土台中的瘗埋礼器

崧泽―良渚时期土台内瘗埋的礼制遗物以邱承墩最具代表性，发表的资料也相对完整。

邱承墩土台Ⅰ礼制遗物有陶器、玉器和石器。陶器主要为小陶杯、小陶壶；玉器主要有小玉镯、小玉环和管、珠、坠等；石器为打制成形但尚未磨制的斧、锛、刀、镰等。小陶杯多为觯形，最小者高仅5厘米，小陶壶有双鼻，高5厘米左右（图八）；玉镯形器的内径仅4.3～4.4厘米，无法戴于手臂（图九）。

土台Ⅱ瘗埋的礼制遗物有陶器、玉器和石器。陶器主要有鼎、豆、盘、罐、杯等（图一）；玉器主要有小玉镯和和管、珠、坠等（图一一）；石器主要有刀、锛等。

邱承墩土台Ⅰ和土台Ⅱ瘗埋的玉器基本相同，主要为小玉镯。土台Ⅰ瘗埋的陶器主要为小陶杯和小陶壶，仅瘗埋酒醴之器；土台Ⅱ瘗埋的陶器为鼎、豆、盘、罐、杯，与崧泽―良渚转型时期墓葬中的随葬器物基本一致，包括稻粱之器、肴羞之器和酒醴之器。

邱承墩遗址土台Ⅰ和土台Ⅱ瘗埋陶器的不同，可能暗示着东西并列的土台有着不同的文化属性和不同的祭祀功能。

三、 崧泽―良渚转型

期的礼制遗存刍议

值得一提的崧泽―良渚转型期的礼制遗存有土台、小玉璧和小玉镯。

（一） 土台

《仪礼?觐礼》：“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沉；祭地，瘗”，《尔雅?释天》：“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瘗h。”崧泽―良渚的转型时期，在太湖南北的高等级聚落遗址中普遍出现具有祭祀性质的土台遗迹，土台遗迹的布局、构造、功能均表现出强烈的一致性，土台遗存中皆有“燔”有“瘗”，“燔”和“瘗”是我国最古老的礼天礼地的祭祀礼仪和祭祀方式。

崧泽―良渚的转型时期的土台遗存当为余杭瑶山18、反山19、汇观山20等良渚文化大型祭坛墓地的肇始。

（二） 小玉璧

小玉璧的形制与玉璧无异，唯形体较小而已。小玉璧的形制与纺轮相同，因此玉璧可能来源于纺轮。

（三） 小玉镯

玉镯与玉琮的形制有一定的相似性，尤其与良渚文化的镯式琮。玉镯套于手臂，属装饰品；而玉琮用于祭祀，属礼器。张陵山M4出土的玉镯形器不仅内径甚大，并有阴刻的兽面纹；而邱承墩土台Ⅰ和土台Ⅱ出土的玉镯形器内径甚小，并瘗埋于祭祀土台，皆无法套于手臂。

《周礼?春官?大宗伯》：“以黄琮礼地，”《仪礼?觐礼》：“祭地，瘗。”小玉镯瘗埋于祭祀土台，当为“祭地”。

崧泽―良渚的转型时期的礼制遗存中，小玉璧可能为良渚文化玉璧的雏形，小玉镯可能为良渚文化玉琮的雏形，因为无法套于手臂的玉镯，其功能可能与“礼地”的玉琮相同。

（四） 龙形、人形玉佩

崧泽―良渚的转型时期出现的龙形、高冠人形和高冠人、鸟、兽形玉佩，可能为良渚文化龙形纹、兽面纹或组合兽面纹的滥觞。

良渚文化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出现的空前绝后的“玉器大爆炸”现象的原因十分复杂，良渚文化突然出现的造型复杂、纹饰繁缛、种类繁多、功能各异的玉器，未必在崧泽―良渚转型期的礼制遗存中或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中见其“原形”或“祖型”，因此良渚文化的礼仪制度未必都源于崧泽―良渚转型期的礼制遗存，未必都能与崧泽―良渚转型期出现礼制遗存一一对应，但是，良渚文化祭天祀地的核心礼仪和玉琮、玉璧等物化物的基本要素应与崧泽―良渚转型期的礼制遗存一脉相承。

太湖流域的礼器大致经历了“陶礼器为主――陶玉礼器并重――玉礼器为主”的演进过程。崧泽―良渚转型期的礼制遗存中出现的具有礼制性质的土台遗迹和陶玉礼器并重的现象，为崧泽―良渚转型期的普遍现象和典型的礼制遗存。

良渚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礼制最发达的文化，良渚文化的核心文明因素和基本礼仪要素皆可在崧泽―良渚转型期的礼制遗存中见诸端倪，因此出现于崧泽―良渚转型期的礼制遗存不仅孕育了良渚文化高度发达的礼仪制度，并且对良渚文化礼仪演进的发展趋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16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海宁小兜里遗址第一―三期发掘的崧泽文化遗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2023年。

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海盐仙坛庙遗址的早中期遗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2023年。

③ 南京博物院等：《江苏无锡鸿山邱承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11期。

④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⑤ 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张陵山遗址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6）》，文物出版社，1982年。

⑥ 南京博物院：《赵陵山――1990～1995年度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23年。

⑦ 南京博物院等：《邱承墩――太湖西北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23年。

⑧ 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河浜――崧泽文化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5年。

⑨ a.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浙江桐乡普安桥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4期。b.普安桥中日联合考古队：《桐乡普安桥遗址早期墓葬及崧泽风格玉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2023年。

⑩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成健罚文物出版社，2006年。

1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石马兜遗址发掘简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2023年。

12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长兴江家山遗址崧泽文化墓地发掘简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2023年。

13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海宁皇坟头崧泽文化墓葬》，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2023年。

1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海宁达泽庙遗址的发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长征出版社，1997年。

1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海宁酒地上遗址2023年度发掘的崧泽文化遗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2023年。

17 a.南京博物院等：《江苏张家港市东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23年第8期。b.南京博物院等：《江苏张家港市东山村遗址M91发掘报告》，《东南文化》2023年第6期。

18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瑶山》，文物出版社，2003年。

良渚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对于良渚文化的认识上，最根本的脱离不了一个“水”字，因为，良渚文化的民族是一个东夷民族，是蚩尤民族，是一个“吃鱼”的具有水上生活习性的社会，是以风帆舟船水世界为联系纽带，创造了一个民族的水文明社会阶段。

构筑土金字塔。离日月天空更近――良渚人是这样祈祷着

今天我们得以走近良渚，首先碰面的是那些高土墩的一个个被发掘，良渚文化的神秘面纱才慢慢掀开。

想象里总是这样的景象：江南禾苗起舞的时候，微风过处，绿波层层，就在那绿波中，却“坟”起一个个土墩，像海中的小岛屿。登上土墩顶远眺，四望如砥。这里离水田远了些，这里离目月星辰近了些。江南从水中升起，水走了后留下的是一抹平地，哪来的高墩?这些无字的高墩，却经常会露出些无字的玉、陶、石件来告诉你，在这上面，曾经是否有先王俯视大地，指点江山。这些土墩，现在有了新的名字，那就是被称为“东方的土筑金字塔”。

经过专家们的考古发现，就是这些被称作“土筑金字塔”的高土墩，都是良渚先民用人工堆筑而成。从20世纪70年代在江苏苏州发掘的草鞋山良渚遗址，到后来在常州武进县寺墩遗址，上海福泉山遗址，余杭反山、瑶山、莫角山等遗址均有发现。这些高土墩长、宽都在八九十米甚至百米以上，高度在十米甚至二十米以上。而且，这些高土墩，都是良渚先民在原有的高地上用人工运土堆筑而成。

堆筑高土墩有非常务实的说法是为了防潮。因为四五千年前的太湖流域遍布沼泽河流，遇到雨季就成泽国，部落首领为了死后灵魂不受大水侵扰，在生前动用大量人力堆筑高台，地位较高的贵族死后可葬在高台。这似乎是很合情理的事。

也有人认为，中国古代有死后灵魂升天的观念。良渚先民堆筑高台，又在台上安葬死人，是因为高台离天堂近一些。由此我们自然要联想到，与良渚文化几乎同时代的古埃及先民为法老们所建造的寝陵――金字塔，目的是要让灵魂离日月天空更接近。从这个意义上讲，二者几乎是殊途同归的。

水行有船，陆居有屋――良渚人是这样生活着

四五千年前环太湖流域的这片区域，曾经是一片。海水退去，良渚人就选择沿海岸这样一带环境良好、水网密布的地方作为自己的栖息地。他们在这里生产、生活，并以他们的聪明才智，创造了原始的文明。

今天我们讲：“若要富，先筑路。”良渚先民也早已有了这种观念，要出行，先造船；要生存，先造屋。

在杭州水田畈、湖州钱山漾和江苏溧阳沙河等良渚遗址中都曾出土过不同式样的木制船桨，就此可以推想，良渚先民生活在水网密布的江南地区，现实的需要迫使他们早就学会了渡河的方法――驾舟。20世纪50年代之后，考古专家们又在浙江、上海、江苏等地的良渚遗址中多次发现了良渚先民的建筑遗存。当时民居的建筑形式根据这些材料也可以大致构想出来。

陆居有屋，且不是简单的屋子了，良渚人有这样高的建筑水平，着实让人不敢相信。最为惊异的是，在张家港鹿苑乡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的作为建筑基础的木柱，其直径在十八到二十五厘米，是一种用木头构筑起来的住宅。专家测定这种木构建筑具有相当强的抗风能力，能抵御八至九级强度的大风。

聪明如良渚人，创新如良渚人，真让今天的我们既惊讶又欢喜。

水行有船，陆居有屋。这便是四五千年前良渚先民早已构建的生活状态了。

两条大坝阻挡西、北两方洪水――良渚人从漂泊到定居

随着考古调查的不断深入，考古学家在遗址群的北侧，发现了一条与天目山余脉走向完全一致的“塘山土垣遗址”，它是一条高大的土埂，与西险大塘相似。塘山遗址南起瓶窑的榜栳山与南山，往北到彭公的毛元岭，由毛元岭转弯向东，经瓶窑的西中、安溪的石岭、中溪、安溪至下溪湾，全长10余公里，宽度在40～70米不等，现存高度3～5米。

从考古学角度来分析，塘山土垣即是良渚文化时期的西险大塘，它不但担负着良渚中心遗址群的保卫工作，也直接保护着杭嘉湖地区的安全。塘山遗址与现在的东苕溪走向完全一致，是东苕溪流域最早的防洪设施。

最新的考古调查与分析表明，良渚塘山土垣遗址的水利设施主要是阻挡西北面的洪水，不能阻挡安吉、湖州、德清等地的洪水。那么良渚先民又是怎么来解决那里来的洪水呢?在遗址群上游调查中有惊人的发现?先民们在原彭公乡北去湖州，西去安吉的三叉路口，向西顺山势走向，利用山与山之间山凹处，用人工堆筑了一道防洪大坝，考古时称其为“彭公大坝”。这两条大坝就是阻挡分流西、北两方洪水的。这两条大坝，大大减轻了塘山土垣遗址大坝的压力，确保了良渚中心遗址群的安全。

可以说这两大水利工程是与良渚古城相匹配的护卫工程，使以良渚古城为核心的良渚中心遗址群一直保持平安与繁荣。没有这两大水利工程，或许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良渚文化的文明程度可能会逊色得多。

这些大型水利工程修建年代很早，即使是在良渚文化中晚期修成也应有4800年左右。从至今考古中良渚中心遗址群没有发现被洪水冲淹过这一点来看，证明它的修筑时间应该是更早一些，或是与良渚古城与王陵高台墓葬群产生的时间相同步，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水利工程。

从耜耕到犁耕――良渚人就这样刷新了江南稻作文化

据考古发现，从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可以证实，早在七八千年前，中国东南地区就有了发达的稻作农业。到了良渚文化时期，农业发展水平更高，良渚人已经掌握了相对先进的育种、选种、耕作、排灌等技术，已接近现代栽培技术。最明显的标志是从耜耕到犁耕的飞跃，使江南稻作农业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伴随着犁耕农业的出现，良渚先民还发明了许多改进农业生产方式的实用农具。在已发掘的一些良渚遗址中还出土了许多石“耘田器”，其形状与现代稻农使用的耘田工具十分相似，可见良渚先民对田间管理的重视程度。在湖州钱山漾遗址还出土了船用木桨和之前从未见过的木质千^，其形制与现今农村里用的千^十分相似，让后人不得不相信，四五千年前，良渚先民已经学会了驾舟河上，利用千^捻河泥作为稻田肥料。

犁耕的广泛应用，稻作农业的快速发展，必然促进与稻作生产有关的其他器具的发明和改进。制作各种陶器来存多余的粮食，用稻米来酝酿美酒，大量酒器的制作，便成了顺理成章的必然。富于创造精神的良渚先民们，用他们勤劳的双手，智慧的思考，精心打造了无数让今天的我们惊喜无比的各种各样的陶罐。画鸟纹和不画鸟纹的各种陶器，便成了良渚文化的代表。这又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良渚文化就这样刷新了历史。

良渚文化消失之谜――良渚文化走向了哪儿

这样一支汇集了先民杰出的智慧，几乎达到全盛时期的良渚文化，一夜之间没了踪影，让后来者百思不得其解。如此强大的一个原始部族，要不是十分严重的天灾人祸，其子孙繁衍，代代延续至今，也该成为一个很有影响的民族了，然而，距今约四千年左右，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良渚文化，在其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突然之间销声匿迹了。许多年以后，这一地区的文化被称作吴越文化。考古专家得出的结论是，良渚文化与吴越文化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源流关系。

良渚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良渚文化玉器距今四五千年，在太湖流域就已经十分发达，以精雕细琢的玉器著称，通过不断的文化交流，良渚玉器向四周扩散，向南远播到珠江流域，向北跨江过河，进入中原，最后被夏商文明所吸收。良渚文化玉器种类较多，典型器有玉琮、玉璧、玉钺等，惯以体大自居，显得深沉严谨，对称均衡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在中国玉器文化宝库中，良渚文化玉器最为引人注目，闪耀着迷人的光彩。现展示几件良渚玉器佳作，供爱好者同仁品赏。

玉手镯（图1），直径9厘米，器形似正方形。玉色受沁呈鸡骨白，间有黄色斑点，玉质细腻。造型高古，雕琢简朴优美，内壁打磨光滑，外圈雕刻成四组相互对称的牙状，牙外缘微内凹，精准规矩。手镯两面均有对称阴刻简洁花纹，纹饰刀工利索细如游丝。无论是雕琢、钻孔、琢碾、抛光等巧妙运用，均达到了娴熟无比的程度。经过精磨抛光，表面光洁闪亮，清秀圆润，风格独具，镯体琢刻精巧独特，虽经历几千年变幻，依然光彩耀眼。在诸多出土的良渚玉器中，手镯发现极为稀见，更显珍贵，难得一睹尤物。

玉璧（图2），直径23厘米，厚1.6厘米。形体较大，扁平圆形，厚薄均匀，中有对钻圆孔，孔径3.2厘米，素面无纹。青玉，玉色青绿，大部分受沁呈墨绿色花斑，外缘局部受损呈铁锈红沁色，其色泽厚而凝重。通体抛光滑润，古朴大气，包浆润泽，极具典雅的时代特征。

玉钺（图3），高16.7厘米，刃宽9.5厘米。器形呈扁平“风”字形，平顶宽8厘米，两面微弧，中间偏上有一圆孔，孔径2.8厘米，双面管钻，内呈明显台痕，两侧斜直有明显的转折，下部外撇，底部呈圆弧形。顶窄刃宽，刃部圆弧有双角，无锋口，两侧边缘略呈内弧，弧度对称。青玉质地细腻，受沁青绿、灰白色相融于一体，局部间有褐色斑点。钺系由作为复合生产工具带柄穿孔的石斧发展而来，后来变成制作精致、没有使用价值的礼器。到了奴隶社会，玉钺为青铜钺所替代，有文献记载：“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商王）赐（文王）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这都是象征军事统帅之权，这件玉钺正是最早的例证。通过上述三件良渚玉器，我们从中既可领略到古玉的天生丽质，欣赏先人的精湛工艺，又能研究其深厚的文化底蕴。用“质之坚润，琢之圆润，体之轻盈，色之光莹，藏之完整”，来评鉴这几件良渚时期古玉，可谓当之无愧。（责编：禹默）

良渚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塔地遗址；湖州；太湖流域；古人类；文化

一、塔地遗址概要

（一）遗址简介

塔地遗址于2004年2月被湖州千金镇当地居民在土地整理的过程中意外发现，那儿原本是一片普通的桑地，塔地遗址的发现为这片桑地带来了神秘的气息。2004年3月至2005年1月，为配合农村土地平整项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湖州市博物馆联合组队对湖州市千金镇塔地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经过两个多月的大规模考古发掘，目前已发掘面积近3500平方米，这里出土了印纹陶罐、提梁壶、原始瓷碗瓷杯等陶器和穿孔石刀石斧等石器。

塔地遗址主要集中了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的堆积，例如：仅仅是在其中一个50平方米的探方中，通过试掘和钻探，已经从良渚文化层出土了彩绘陶壶、甑、鼎、簋、石锛、盆等器物共70多件和2件玉锥形器，加上该时期的石器、纺轮等共上百件。共计发掘出良渚时期、马桥时期的墓葬和宋墓共16座，至今出土物件已达三四百件。塔地遗址默默地见证了太湖流域古代先民前后跨越数千年的灿烂文明， 沉睡地下数千年的千金塔地先民，穿越时空，展现了其生存状态和生活场景。

（二）塔地遗址的考古意学义

千金塔地遗址最早可以追溯到6500年前的马家浜文化及晚期的周代印文陶文化、汉六代的文化堆积，跨度大约为3000年。太湖流域史前文化最典型的三个时期———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痕迹，而且文化堆积也相当非富，范围也很广。

对塔地遗址的研究，不但可以了解马家浜先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起源状况，从中领略江南传统文化中审美意识萌芽形成的过程，而且还能从中窥视到中华民族传统造物取像的方式、方法以及形式美凝炼的轨迹，这对深入了解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马桥文化精髓，探究江南文化独特的审美意识和艺术特质具有显著的意义和价值。

二、基于遗址的太湖流域地区人类学分析

（一）自然环境

塔地遗址的主要文化堆积属于考古学上的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也存在更早时期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及更晚的周代印纹陶文化的堆积，直至汉六朝仍有人们聚居生活于此。如此长时间的跨度，表明当时的湖州千金镇地区有宜人的气候，通过查阅文献得知，当时的太湖流域植被以阔叶落叶林为主，还有常绿阔叶和针叶树种夹杂其间。草本和蕨类植物繁盛，气候温暖，但当地的气温比现在低，水域不多，适宜史前人们居住、生活，具有从事农耕的优良条件，正是如此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着先民来此生活。

（二）生活方式

从种植业而言，塔地遗址上发现了有稻谷和盛放稻谷的容器的出现，并且制作陶器用的陶土和红烧土块中多掺和有稻草碎屑或稻谷壳，这说明当时稻作农业己经较为发达，也和之前大量关于良渚文化的研究结论遗址类似，说明种植水稻已经成为当时社会主要的生产方式。

从日用品结构来说，塔地出土的良渚文化陶器大多具有完善精密的结构，它们通常有盖和把手，切口结合严密，把手形状多样，在造型时常常采用三等分定点，说明先民们在器物造型时，已经充分考虑在实际操作时便利性。

（三）审美观念

塔地出土的大量文物都反映了先民独特的审美意识和宗教意识。比如：塔地出土的大量马家浜时期的遗址大多单纯素雅、对称均衡、体现了比例恰当、节奏鲜明，多样统一的审美特征，这不禁让我们对形式美，对称美的起源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先民们不仅追求物质上的满足，对生活还寄托了美好的愿望和信仰，把吉祥、圆满、美好与祈福移植到器物的生产中去。那些经过双手与智慧、精神与意念共同创造出的陶器，注人了先民的生命意识，在他们眼里那一个个创造物无不体现着自己的智慧、力量与灵巧，体现着自由创造的快乐与喜悦。

（四）文明分布和交流

塔地出土许多包括黑陶杯在内的温酒或盛酒的器具，比如上文图3的这件器物就是我们的先民们用来温酒的器皿，像这样的器皿，目前塔地已经发现了20多个。但特别的是，这种器皿并不属于这个地方特有的，而是属于典型的山东大汶口文化的陶器，其制作风格也是深受影响。这可以说明，当时在良渚文化晚期，千金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已经相当频繁了。从深层次说，有学者认为，这里涉及到了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就是那时的文化并非中原一枝独秀，而是一种“满天星”的格局。

三、后记

人类剐从荒野洞穴走出，在自然面前有着太多的困惑与期盼，对生存的物质的生产，对独特审美的追求，在我们看来很普通的陶器，其实是他们的双手与智慧、精神与意念共同创造的成果，注人了先民的生命意识，注入了先民的力量与灵巧，自由与喜悦。从包括塔地在内的太湖流域遗址中，我们看到了史前先民历尽艰辛、不断求索的身影，看到了祖先们在泥与火的熔炼中凝聚的智慧和精神追求。

参考文献：

[1]史威，马春梅.《太湖地区多剖面地层学分析与良渚期环境事件》.地理研究，2008，27（5）

[2]于世永，朱诚.《太湖东岸平原中全新世气候转型事件与新石器文化中断》.地理科学，1999（06）

[3]蒋卫东.《自然环境变迁与良渚文化兴衰关系的思考》.华夏考古，2003（02）

[4]黄翡，王伟铭，李民昌.《苏州草鞋山遗址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植硅石研究》，1998（01）

[5]朱诚，史威，于世永.《上海马桥地区6000年来环境演变的沉积学研究》，1996（01）

[6]朱诚，宋健，尤坤元.《上海马桥遗址文化断层成因研究》.科学通报，1996（02）

[7]洪雪晴，李山，等.太湖地区环境考古[J].地理学报，1997，52（2）：131—137

[8]张玉兰.《从微体古生物研究探讨良渚文化突然消亡原因》.地理科学，2007（3）

良渚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在众多的红山文化遗址中，有一个奇怪的、令收藏界至今困惑不解的现象，即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现玉琮，而良渚文化遗址中玉琮的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富、雕刻之精致都使其成为良渚文化出土礼器的主角。红山文化有没有玉琮?玉琮究竟来自哪里，为什么良渚时期突然出现那么多玉琮，它的用途到底是什么?如果是用于礼地的重器，那么红山文化时期是用什么礼器来祭祀土地的?

对玉琮功能的理解能帮助我们解开上述疑团，从而认识新石器时代玉琮的器型的演变。张光直先生的那篇《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的论文影响很大，他认为琮的内圆像天、外方像地，琮的最重要的特征是把方和圆通串起来，也就是把天地贯通起来，是贯通天地的象征和法器。还认为上面所刻的动物形象是帮助巫师贯通天地的。但是，在良渚文化遗址中还有另一种形制的玉琮一圆筒玉琮又该作何解释呢?既然玉琮是贯通天地的，那么有没有专门的礼器是祭祀土地的?

在诸多研究玉琮的论著中，都谈及了玉琮作为礼器的祭地功能，但并没有告诉我们它的具置及在仪式上的使用情况。让我们再把目光拉回到红山文化的祭坛上，辽宁牛河梁遗址分别由两个石块垒砌的方形祭坛和一个石柱圈成三层叠起的圆坛组成，辽宁喀左东山嘴遗址则是在一个大型的方形基址上建造有几个石圆形台址。这种方圆不同形制的祭坛应与“天圆地方”的观念有关，祭天祭地应分别在不同位置举行。有意味的是在牛河梁遗址的平台上发现了“女神庙”和女神雕塑，被学者认为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发展基础上祈求丰年、对大地母神的崇敬。而在祭坛的出入口处的两侧，有一排彩陶筒形器依次排列开来，像两扇打开的大门。这些筒形彩陶已发现数千件。其中最矮小的一件，牛河梁出土，泥红陶制成，腹微鼓，无底，周壁绘有三条黑彩带。同一地点出土的彩陶筒形器，此类筒形器成群排列在积石冢周边，成为红山文化葬制的一大特色。

这些筒形彩陶器，上下贯通，筒身绘有花纹，有横条纹、水波纹、绳纹等，按照叶舒宪先生在《中国神话哲学》一书中的推论，水代表地下的冥界，同样有理由推测，相间的横条纹表示的是一层一层的地界。根据纹饰、女神像的暗示及摆放的位置判断，这种筒形彩陶器应该是象征大地的礼器，上下相通表示的是大地母亲生产万物的子宫通道，彩陶摆放在祭坛的出入口处排列为大门的形状，它的象征意义为地之门，意味着祭祀活动是进入大地深处举行，人们在这里祈愿大地母亲能够丰产、赐予收成，活动完毕出来则意味着即将获得新的收获。

有理由推断，筒型陶器很可能为玉琮的前身。

有意思的是，在敖汉旗博物馆收藏有一件赵宝沟文化的石筒形器。该器椭圆体，直壁，小口磨平，近口处起宽突棱，两侧小面各出一半圆状鼻，底部平，出宽棱。宽棱上刻上下交错的竖槽。两在面饰突起的细线纹，由“十”字隔出四个部分，每部分出一“目”形纹饰。两侧小面上下近棱处各出一三角形的突起，上刻网格纹。我们知道，赵宝沟文化距今已有6800年的历史，是介于兴隆洼文化和红山文化之间的一种文化类型。这件石筒形器的年代比红山文化陶筒形器的年代早。这就说明，人类制作类似琮的物件，最早是石器。这并不奇怪，因为石器是人类最早从自然界获取的工具。而陶器的制作一定要在火的使用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