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危机论文(精选5篇)
债务危机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货币危机;债务危机;联系效应;共生危机;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8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8)05-0007-06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金融危机,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出现了多重危机共生的现象,不同类型的金融危机往往在同一时期、同一国家并发。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将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债务危机孤立研究的金融危机理论无力解释这些现象,共生性金融危机理论应运而生。但从目前国际上关于共生性金融危机理论的研究现状来看,多数文献仍将共生危机的研究局限于共生性货币与银行危机(注:关于货币危机与银行危机共生的研究主要有:Obstfeld(1994)、Miller(1996,1999)、Chang and Velasco(1999)、Kaminsky and Reinhart(1999)、Glick and Hutchison(1999)等。),而对另一种类型的共生危机,即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共生却很少涉及。
事实上,与共生性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相比,无论从理论还是经验上讲,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并发的现象都更为普遍。Reinhart(2002)的研究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84%(注:Reinhart(2002)的实证分析样本涵盖了59个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违约会引发货币危机,66%的货币危机也会引发债务危机,同时,就国际社会来看,墨西哥(1994)、法国(1998)、阿根廷(2001)等国也都曾发生过较大规模的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可以说,研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的共生联系对于金融危机理论演进以及共生金融危机外延的推广具有重要意义。[1]
理论上讲,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内生联系,它们会由某些共同的宏观经济因素同时引发,也会在某些力量的推动下形成彼此间的传导和扩散效应,而且传统的金融危机预警文献在指标选取上也经常把一国的外债水平作为货币危机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但问题在于: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间通过何种渠道相互联系?两种危机间的联系机制能否得到实证的检验?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无论从为实证分析提供理论依据还是为危机预警筛选更为明确的指标变量等角度都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鉴于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联系的连续性问题对于构建完善的危机预警体系以及为政府寻求高效的危机处理方式更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侧重于考察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长期联系效应,通过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样本数据的实证检验,分析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在长期中是否存在某种稳定的联系,以检验二者联系的连续性。通过研究笔者发现,无论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与债务债务危机间都不存在长期稳定的联系。
二、关于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联系效应的文献回顾
就现有文献看,目前国际上关于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联系效应这一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各方面的研究散见于早期的危机预警文献(如CKR(2000)、IMF(2001))以及一些政策文献(如Chiodo and Owyang(2002)、Mussa(2002)、Corsetti and Mackowiak(2000)等)中。Obstfeld(1994)被认为是最早研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共生的学者。[2]他最早将通货膨胀因素作为政府预算融资的一个变量引入模型,考察了福利最大化政府的决策行为,尽管该模型并未考虑债务违约因素,仅分析了政府如何在通货膨胀和税收两种预算融资方式间的权衡问题,但它却为后来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引。此后,一些学者沿循Obstfeld的分析思路,系统地研究了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联系机理和联系效应问题,关于这两种危机间联系的实证分析方面也积累了一些文献。
在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联系机理方面,Herz and Tong(2003)、Dreher,Herz and Karb(2004)分别从危机的共生因子、内部传导和两者的负相关关系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具体的研究思路如图1所示。Herz and Tong(2003)指出,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共生的联系机制体现为以下方面:一方面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会由某些共同的宏观经济因素同时引发,另一方面这两类危机间也存在互补性和替代效应(注: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互补性是指一种危机会引发另一种危机发生,替代效应的含义同上文中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负相关关系,指一种危机的发生会降低另一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自我实现的预期促成了危机间的内部传导进而使其呈现互补性,而政府的预算约束限制又使得两种危机间具有相互弱化的替代关系,Herz and Tong还通过一个自我实现的共生危机模型,在购买力平价理论的框架下具体分析了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共生原因、内部传导效应以及投资者预期对政府行为的影响。[3]Dreher,Herz and Karb(2004)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更详细地分析了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三方面联系的具体决定因素和形成机制,他们指出,总需求的负面冲击、国际(实际)利率水平的上升以及太阳黑子因素都是形成共生性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共同原因,债务危机导致的贸易、产量和就业损失以及投资者和投机者的行为会导致债务危机向货币危机传导,而政府政策的权衡以及原罪现象则会形成货币危机向债务危机的传染,政府预算约束下融资方式的选择会使得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呈负相关关系。[4]此外,Bauer,Herz and Karb(2003)从政府政策选择的角度分析了这两类危机间的共生联系机制,通过对政府的成本-收益分析,研究了福利最大化的政府在贬值和违约间的选择问题,据此得出了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生成条件和两者共生的临界区间。[5]Calvo(1998)、Benigno and Missale(2001)、Aizenman(2002)等也在政府预算约束的框架下对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联系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6][7][8]
图1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理论联系示意图
注:实线表示增强效应,虚线表示减弱效应。
同时,一些学者还具体分析了某些特殊因素在共生性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生成中的作用和传导路径。Bauer,Herz and Karb(2003)、Herz and Tong(2003)分别通过模型分析了投资者预期因素对政府行为、政府政策的影响以及共生危机生成中预期的自我实现效应;[9][10]Reinhart(2002)和Sy(2003)考察了信用评级在共生性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中的作用;[11][12]而Jahjah and Montiel(2003)则从汇率政策的角度研究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共生的条件,结果表明,货币危机向债务危机的传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国的汇率体制,在实行硬钉住的国家,贬值更倾向于引发债务违约。[13]
实证分析方面,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多是围绕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是否存在联系以及对上述三方面联系机理的检验展开,从现有资料看,由于样本选择、研究方法、变量定义等方面的差异性,目前关于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联系效应问题的实证研究并未形成主流或一致的结论。Goldstein等(1998)的研究表明,货币危机与债务违约间确实存在某些联系;[14]Reinhart(2002)通过考察信用评级在货币危机和债务危传导中的作用,发现发达国家中货币危机与债务违约并无直接联系,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相互引发的概率存在较大差别,但是Reinhart的分析没有得到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存在共生因子的结论。[15]相反,Herz and Tong(2003)利用74个发展中国家1975-2001年的样本数据,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以及敏感性分析等方法,却发现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存在多项共生因子,储备与进口的比率、国内GDP增长率以及FDI与外债的比率等都是形成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共同原因。[16]Dreher,Herz and Karb(2004)通过80个国家1975-2000年的面板数据表明,短期中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间确实存在内部传导效应,中长期中政府预算融资形成的两种危机的负相关关系的理论假设也成立,但该项研究除了发现公共债务会同时引发这两种危机外,并未发现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还存在其他共生因子。[17]另外,Sy(2003)通过对13个新兴市场经济体近期(1994-2002年)小样本数据研究,得出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基本无关的结论,检验结果表明在这些国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相关系数只有6%。[18]
三、模型设计、变量选择及样本说明
(一)模型设计
1.货币危机指标的确定
目前国际上关于货币危机的实证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
(1)Frankel and Rose(1996)将货币危机定义为货币名义贬值率不低于25%,并且贬值率的变动率不低于10%。[19]
(2)Eichengreen Rose and Wyplose(1996)和Kaminsky and Reinhart(1999)采用外汇市场压力指数(EMP)这一指标来定义货币危机,但两者对EMP的定义又有所差别。[20][21]
Kaminsky and Reinhart(1999)用汇率和外汇储备的加权平均变动来定义外汇市场压力指数,计算公式为:
其中,stdl和std2分别代表国家i在时间t的汇率百分比和外汇储备百分比变化的标准差;
Eichengreen Rose and Wyplose(1996)则采用通货的大幅度汇率、国际储备和利率的加权平均构成的外汇市场压力指数来定义货币危机,它们提出外汇市场压力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e为汇率,i为利率,r为外汇储备。
(3)在Eichengreen Rose and Wyplose(1996)和Kaminsky and Reinhart(1999)之后,Glick and Hutckison(1999)将货币危机定义为用来解释成功和非成功投资冲击的汇率和储备的平均变动。[22]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问题分析的需要,本文中货币危机采用的是Frankel and Rose(1996)的定义,并借鉴Bauer,Herz and Karb(2005)中关于货币危机的描述,选取货币的贬值率作为货币危机的变量,即当一国货币名义贬值率不低于25%,并且贬值率的变动率不低于10%时,视该国发生了货币危机。[23]
2.债务危机指标的确定
本文债务危机的定义借鉴Bauer,Herz and Karb(2005)中关于金融危机程式化事实的研究结论(注:Bauer,Herz and Karb(2005)的研究表明,债务危机中债务水平的临界值大约为GDP的40%,但关于债务危机临界点的确定也有不同的观点,有些危机预警文献中将这一临界值定为50%。参见:安辉. 现代金融危机生成的机理与国际传导机制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6页.),将债务危机界定为债务水平占GDP的比重超过40%,并选取外债总额占GDP的比重这一指标作为债务危机的变量。
3.样本数据说明
本文中选取了58个发展中国家(其中,新兴市场经济国家27个,即阿根廷、孟加拉、博茨瓦纳、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埃及、加纳、印度、印度尼西亚、约旦、肯尼亚、马来西亚、毛里求斯、墨西哥、摩洛哥、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斯里兰卡、泰国、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乌拉圭;其他发展中国家21个,即伯利兹、玻利维亚、布隆迪、喀麦隆、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斐济、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牙买加、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缅甸、尼泊尔、尼加拉瓜、尼日利亚、巴拿马、巴拉圭、罗马尼亚、塞拉利昂、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乌干达、赞比亚、委内瑞拉)。1976-2005年货币贬值率和外债占GDP比率的数据作为分析样本,相关数据来自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Common Database),具体指标变量根据作者计算整理得到。
(二)样本国家共生危机识别和分布
根据以上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定义,笔者从1740个样本数据中对各个国家共生性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发生情况进行了识别,共识别出了104次共生危机,各年度共生危机的分布情况如图2所示。
图2 样本国家1976-2005年度共生性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分布情况
从图2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前发展中国家共生危机总体呈上升趋势,到1990年前后达到峰值,此后虽然略有下降,但表现出较强的周期性,尤其是1996年以后这种周期性更为显著。同时,就不同类型发展中国家危机发生情况来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发生的次数均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且周期性较强,尤其是1996年以后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联系效应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规律性。
四、实证分析
以上通过不同年度共生性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发生情况对其联系效应进行了直观考察,为了进一步考察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长期中是否存在稳定的共生联系,本部分将通过相关系数检验、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以及协整分析分别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分析思路为:首先对各个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变量进行相关系数检验,从截面数据考察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相关度,然后通过面板数据ADF检验方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当两变量为同阶单整变量时再通过协整检验辨别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如果二者存在协整关系,则通过误差修正模型检验两者间的因果关系,否则认为变量间不存在协整关系。为简化说明,以下分别用CC和DC来表示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变量。
(一)相关系数检验
通过计算58个样本国家货币贬值率和外债占GDP比率的相关系数并绘制相关系数分布特征图(图3)发现,就各个国家来看,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相关性并不明显,所有样本国家相关系数的均值仅为-0.217803,并且从相关系数分布上看,大多数国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相关系数分布在零值附近,且多数国家这两者间呈现的是一种负相关关系。
图3 样本国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相关系数分布图
(二)面板数据ADF检验
关于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主要有Levin,Lin and Chu(2002)的LLC检验、Breitung(1999)的Breitung检验、Im,Pesaran and Shin(1997)的IPS检验、In Choi(2001)的Fisher-ADF、Fisher-PP检验等方法。[24][25][26]为了避免检验方法本身的局限性对结果的影响,笔者同时采用这五种方法分别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货币贬值率和外债占GDP的比率这两个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具体检验结果见表1和表2。
从表1关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检验结果来看,货币危机的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通过了检验,债务危机的变量除了Breitung检验不能拒绝原假设外,其他检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也都拒绝了DC存在单位根的假设,由此可以判断,CC和DC序列均为平稳序列,CC~I(0),DC~I(0)。
表2其他发展中国家ADF的检验结果表明,货币危机的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所有的检验,这说明CC序列为平稳序列,即CC~I(0)。而债务危机的变量仅通过了LLC检验和IPS检验,即使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其他检验也未通过,经过综合判断,笔者认为不能拒绝DC序列存在单位根的假设,DC序列为非平稳序列。为了确定DC序列是否是单整的,笔者再对原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并对差分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差分后DC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通过了LLC检验、Breitung检验、IPS检验、Fisher-ADF检验和Fisher-PP检验,根据这一结果,可以认为序列DC经过一阶差分后平稳,DC为一阶单整序列,即DC~I(1)。综合以上分析得知,由于CC为平稳变量,而DC为一阶单整变量,两者不是同阶单整,因此可以得出,其他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并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三)协整检验
由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不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笔者将分析的重点转向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由以上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CC和DC均为单整变量,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以下将着重关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具体检验思路为:首先对变量进行回归,然后检验残差的平稳性,如果残差是平稳的,则认为两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同时,考虑到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的长期联系可能因国家不同而有所差异,在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时选取变截距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模型形式设定为:
其中 表示个体对总体均值的偏离,所有个体偏离之和等于0,即 =0。
残差序列{e}的表达式为:
其中 的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和表4可以看出,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回归的残差序列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仅通过了IPS检验和Fisher-PP检验,在LLC检验、Breitung检验和Fisher-PP检验中均未能拒绝含有单位根的原假设,由此可以认为残差序列{e}为非平稳序列,序列CC与DC不具有协整关系,这表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也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从以上面板数据的回归方程的斜率看,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表现出的是一种负相关关系,这表明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具有一定的减弱效应。
五、结论
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长期联系效应作为共生金融危机理论的一个前沿课题,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合理评估两者联系机制的可持续性,对于政府财政货币政策协调以及开放经济条件下提高金融危机预警的效率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文通过对58个发展中国家1976-2005年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相关系数检验、面板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长期联系效应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结合实证分析结果,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无论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长期中均不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这一结果与Sy(2003)的分析结果基本相同,同时早期的危机预警文献(EWS)中关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债务危机的爆发并不能减弱货币危机也支持本文的结论。但与Sy的分析所不同的是,Sy的样本仅包括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本文通过将样本范围扩展到58个发展中国家,并将样本时间延长至30年发现,就长期而言,其他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共生性也不显著。
第二,本文的实证结果虽然表明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间的联系效应不具有连续性,但文中并未否认多数文献中关于两种危机间存在某种程度联系的结论。通过对截面数据的相关系数检验和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的结果,笔者发现这两种危机间确实存在一定的联系,并且表现为一种相互减弱效应,当然,这也是本文与早期危机预警文献的区别所在。同时,这一结论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我国的政府决策也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由于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发生多与政府货币、财政政策的权衡密切相关,且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替代效应主要源于政府的预算约束,因此,鉴于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政府面临的债务困境问题,注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恰当选择政府预算融资方式应成为现阶段我国构建金融危机防波堤的一项不可缺失的内容,另外,这一研究结果对于远期中我国资本账户自由化、人民币汇率机制完全市场化后汇率机制与财政体制的搭配也具有前瞻性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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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危机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财务危机,管理,机制
1概念论述1.1财务危机财务危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资金运动的必然产物,是独立于主观意愿之外存在的,是人们所不能拒绝和排斥的。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国内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我国中小企业面临的财务危机日益凸现。
财务危机又称为财务困境,是从现金流量而不是盈利的角度来下定义的,当企业对债权人的承诺无法实现或难以遵守时,就意味着财务危机的发生。对于财务危机,通常公认有两种确定的方法:一是法律对企业破产的定义,企业破产是用来衡量企业财务危机最常用的标准,也是最准确和最极端的标准;二是以证券交易所对持续亏损、有重大潜在损失或者股价持续低于一定水平的上市公司给予特别处理或退市作为标准。
1.2财务危机管理财务危机管理机制是一个整合了财务危机防范机制、财务危机诊断机制、财务危机预测机制以及财务危机处理机制的完整体系,是对财务危机进行防范、监控、转化的过程以及所采取的方法和措施的总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财务危机的管理具有不确定性、应急性和预防性三个基本特征。
2我国中小企业财务危机管理现状及解决对策中小企业由于生产规模较小,在经营模式上更加灵括,生产成本低、效率高。。但中小企业的发展常常受到经济、法律和制度上诸多因素的制约,比如政策的限制,技术管理人员的缺乏,生产设备落后,以及由于金融体系不发达,社会城信缺失而导致的融资困难等等。就目前的经营情况来看,虽然有这么多相互关联的制约因素,但缺乏资金仍是阻碍这些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而当这种资金产生断流的时候,极容易造成中小企业的财务危机的发生,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适当的管理,以预防这种危机。。
2.1事前防范2.1.1市场环境变化(1)金融危机的影响
随着2008年经济危机的影响,是企业意识到经济不景气等宏观经济因素对于企业的财务状况有着直接的影响。当经济繁荣的时候,客户的赊销要求响应减弱,公司在销售产品和资金回笼的速度也相对较快。当整个行业环境陷入衰退期的时候,整个价值链的市场都会畏缩,供应商急着催收帐款而客户则要求延迟付款,企业会陷入在前无退路,后有追兵的困境。
(2)建立规范的风险管理系统,进行事前防范
要防范财务危机的发生,就要研究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如何提前发现已经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风险和预先控制将要发生的各种各样的风险。主要是应用财务危机预警指标,对企业在举债、用债、偿债过程中所涉及的各个环节、各种因素进行预测,并充分估计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可能引发财务危机的程度,以便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危机防范主要是在危机尚未发生之前,未雨绸缪,事先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危机战略设计,制订一套乃至几套防范危机的方案,以便对危机进行预控,尽量避免危机的发生。
企业可以尝试建立—整套规范、适合的风险管理流程,对风险进行系统的管理,考虑自身的发展状况、经营特点、资源、管理理念、战略目标等,借鉴大型企业、国外企业先进的风险管理经验,建立适合自己的风险管理体系。
同时可以考虑建立企业财务危机预警系统,这是一种成本较低的危机诊断工具,是通过利用财务报表的相关数据推测其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变现能力的系统模型。通过这个系统,企业可以预知财务危机的征兆。当可能危害企业财务状况的关键因素出现时,财务危机预警系统能预先发出警告,以提醒经营者早作准备或采取对策以减少财务损失,控制财务危机进一步扩大。
2.1.2风险预防意识(1)风险预防意不强
目前大多数中小企业没有建立风险管理机制。还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内部控制仍不健全。风险管理更多的是一种危机管理,即在企业发生财务、市场、法律等危机时才紧急采取措施补救,无疑对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不利。
这种在事后而不是事前对风险危机进行管理,毫无预防的策略,只能跟在危机的后面进行补救,而不会占取任何主动权。
(2)加强对员工的素质培训
中小型企业要加强对企业员工素质的培训,优化企业领导班子、职工队伍,不断创新企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提高管理层至职员的风险管理意识及素质。从人的思想上、内在上提前建立这种预防措施。
2.1.3关联关系(1)关联依赖性强
中小型企业由于生产规模小,一般的都极容易产生依赖母公司、银行或关联企业的特点,在这种依赖的情形下,当关联企业发生危机、银行不予贷款,极可能会造成中小型企业资金断流,如果中小型企业在销售,供应甚至管理、技术各个方面都完全依赖于关联公司的帮助,那么没有了支持,极有可能造成倒闭。
(2)减少依赖
中小型企业由于规模较小,对于资金的需求较强,因此,企业应当加强与关联企业、银行的合作关系,通过这种良好的关系,可以使得企业获得充足的资金来源;并且随着我国政府逐渐放宽对资本市场的限制,各类企业开始在围际资本市场上从事各类股权融资活动,企业到境外融资的方法有多种,可以考虑到国外上市,通过出售债权、股权或以知识产权人等,获得资金,也可以直接获得风投资金等,中小型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适合的融资方式。
2.2事中监督2.2.1负债(1)负债额较多
负债筹资是一把双刃剑,既可带来财务杠杆利益,又能引发筹资风险。公司适度负债,可以获取财务杠杆利益,但过度负债会使公司的支付能力变得极为脆弱,甚至发生支付危机,偏高的负债一方面会弱化企业的支付能力,蕴含着财务危机;另一方面,一旦信用链条上某一环节出现故障,或实际现金净流量比预期净流量相差较大,影响即期债务偿付,必然出现财务危机。
(2)减少负债
对企业来说,采用负债经营必须衡量由其带来的收益和风险损失,既要充分利用财务杠杆给企业带来的收益,又要防范由于负债带来的财务危机。引发的财务危机主要体现在负债比例过高和负债结构不合理两个方面。负债比例过高,负债增加了企业的财务风险并降低了企业的再筹资能力;负债结构不合理导致负债到期日过份集中、长短负债结构比例失调、出现不能按时偿还本息、利息负担过重甚至出现集中清偿给企业造成巨财务压力的情况。一般来讲,公司的财务危机都伴随着债务履行的压力,因此,企业要优化债务结构,防止过度负债。
2.2.2现金流(1)现金流短缺
公司只有将产品销售出去,才能获得持续的资金收入,但是产品的销售风险时刻存在,一旦产品存货积压,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将会锐减,最直接的影响将是公司的日常营运将收到影响。因此,有必要保持产品销售渠道的畅通性,获得持续的资金收入。
(2)增加企业现金流
现金流是企业的血液,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每一环节的循环和周转无不需要现金流的支撑。财务危机最为直接的表现形式是现金流量的不足。很多时候,企业发生财务危机更是由于企业一时资金周转不灵造成的。因此,加强现金流量管理,增加现金流量,对予企业防范财务危机尤为重要。
从财务上看,要加速应收账款的结算,定期对所持有的应收账款和客户进行全程的跟踪分析,以达到对所持有的应收账款进行日常监督。与此同时,尽量减少对于资金的支付,增加现金流的流动,强化存货管理,使其固定在一定的比例范围内,加速其周转,加快对于产品的销售,最大限度的减少对资金的占用。
2.3事后扭转2.3.1变现资产(1)缺少短期内可变现资产
部分中小型企业会将大部分的资金购买固定资产等,虽然企业的资产绝对数值较大,但是可能可变现资产较少,使得企业发生危机的时候,无法依靠迅速出售资产而获得现金。
(2)迅速确定可变现资产
有些企业在现金出现严重短缺时,往往必须舍弃一些对他们而言不重要的资产以加速资金的回笼。这时,他们就必须关注哪些资产他们可以迅速出售,而哪些资产从长期战略的角度考虑最为重要。因此,企业应当适当的考虑各个企业的资产价值,并确定一部分的可迅速变现的资产,当企业发生危机的时候,可以迅速变现,为企业回笼资金。
2.3.2其他同时,企业也应该加强对员工的道德培训,使其树立这种节约的意识,同时,还需要制定相关的节约制度,通过相关的行为规范来约束员工,努力营造一个节约的文化氛围,针对浪费现象进行适当的处罚和,建立这种公司规范与制度,从长远上扭转这种局面。。
3结论完善的企业危机管理机制,是成功企业的重要标志。通过不断完善企业内部的各项管理制度和对外适应能力,才能防范危机,预测危机,应付出现的危机并摆脱困境。建立这种完善的危机管理机制,有利于提高企业危机管理水平,防止和避免企业破产,利于提高企业的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利于丰富和发展财务管理理论。企业管理当局必须对企业的财务危机管理给予足够的重视,保证企业高速、健康、稳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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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危机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欧债危机,区域一体化,亚元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进入到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的阶段。从拉美债务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到爆发于本世纪的次贷危机、美国债务危机以及欧债危机来看,合理的风险管理策略和政府债务规模是治理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关键所在[1]。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元区国家普遍出现了高额的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以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和希腊四国尤为严重,其中希腊于2009年12月爆发了债务危机。一场波及多个欧元区国家的债务危机开始不断的发酵和蔓延。目前,欧债危机问题就成为国内外学者讨论的焦点。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关于在亚洲成立最优货币区以及亚元的呼声不断高涨,甚至在欧元区债务危机爆发以前,许多金融专家和学者认为欧洲是亚洲可以借鉴的模式,这次爆发于欧元区的债务危机暴露出来欧元货币体系的一系列缺点,为亚元的构建提供了借鉴意义。
一、欧债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
关于欧债危机产生的原因,学者们已经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部分国家高额的财政赤字是欧债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
余永定(2023)认为,欧元区国家之所以会爆发债务危机,主要是源自欧元起国家长期以来比较僵化的经济制度以及社会福利体制导致的财政赤字过高,同时当这些国家发生财政问题时,由于欧元区内部的经济治理机制不完善,并缺乏有效的货币政策手段,再加上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比如德国和法国迟迟不愿伸出援手,最终导致了债务危机的爆发[2]。
(二)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下调欧元区国家信用评级是欧债危机起着助推作用
据imf统计,美国、日本以及英国的财政赤字率均和希腊12.8%的财政赤字率水平相当。但是为何仅有希腊爆发债务危机?我们认为正是国际信用评级机构降低了欧元区国家的信用评级,导致这些国的融资能力下降和融资成本上升,最终导致债务危机的爆发。徐明祺(2023)认为,正是国际信用评级机构调低希腊的信用评级,导致希腊市场融资能力的降低,才引起债务危机的爆发[3]。国际信用评级机构难以形成科学合理和客观公正的信用评级,助长了全球信用风险的积累和资源的严重错配,由此引发了金融市场的动荡以及债务危机的产生。
(三)欧元区经济制度缺陷与欧元区内部经济结构不平衡是欧债危机爆发的内部原因
欧元区债务危机的爆发,许多学者认为欧元区经济制度的缺陷是主要原因,即货币政策统一,财政政策不统一。费尔德斯坦曾经预言,欧元区的这种缺陷有利于长期处于财政赤字的国家,但最终会导致欧元区的解体,其内在逻辑是:欧元区内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统一,财政政策归各个成员国所有,货币政策归欧洲央行所有。但是,在当前的国际经济中,不管是经济完全独立的国家,还是经济一体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国家的最基本利益仍是民族利益[4]。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本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是首要目标,但在欧元区,欧洲央行的首要目标是维持物价和汇率稳定。因此,当各国的经济发展出现不一致的状况时,部分成员国必定会出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错配。
此外,欧元区内部的经济结构不平衡也是欧债危机爆发的主要内部原因。这主要体现在:首先,欧元区并不具备蒙代尔(1961)所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条件。蒙代尔(1961)认为,在一些商品、劳动力和资本一体化,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经济政策比较一致的国家和地区可以组成独立的货币区。在这个货币区内,各个成员国可以实行统一的货币和货币政策,对内采取固定汇率制度,对外采取浮动汇率制度,这样可以实现各个成员国的内外部均衡。但目前,欧元区各个国家之间的通货膨胀率、经济结构、经济周期以及劳动力成本方面都有一定的差异,并且差异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同时,欧盟各个成员国也具有不同的生产结构,它们对原材料的进口和依赖程度也有所不同,再加上各个国家之间具有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因此国家之间的劳务和产品
价格竞争趋势依然存在。其次,欧元区各个成员国的经济实力呈两极分化的态势[5]。主要体现在欧元区核心国家与国家的经济体系差距不断拉大以及经济结构明显失衡,同时核心国家不断向国家出口并输出贷款,国家的负债比较严重。
(四)僵化的劳动力市场以及高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欧债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
首先,欧洲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缺乏必要的弹性。虽然欧盟内部统一市场的建立促进了国家之间商品和资本的流动,但由于文化和语言方面的障碍,以及社会和教育问题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得劳动力缺乏必要的流动性,再加上欧盟内部普遍存在的工资刚性也限制了劳动力自由流动。此外,劳动力在工会组织强大的保护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比较困难。其次,欧洲国家相继建立了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扩大了财政支出,也推高了政府的债务,并使其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中逐渐丧失了区位优势。
二、欧债危机对区域一体化的经验借鉴
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而言,如果说欧元区处于金字塔的顶部,那么北美自由贸易区处于第二和第三阶段,而东亚地区仅处于一体化的初级阶段。因此,从欧债危机的产生和发展可以得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验借鉴,从而对亚洲地区货币金融的合作前景进行分析。
(一)建立区域范围内的金融监管和救助退出机制从而有效地防范各种风险
在目前的“清迈协议”框架下,各国财长在同意建立共同基金的同时,还倡导成立一个对各国经济金融形势进行监测的支付系统。但东亚地区内各个国家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因此也有可能出现类似欧元区的“道德风险”。因此在建立这种监管与救助体系的同时,还应该建立一种退出机制。
(二)扩大共同基金的规模,积极推动区域间货币与金融合作
从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及演进可以看出现有的国际经济组织和货币体系不足以有效地解决东南亚的区域性问题。从欧债危机、迪拜以及冰岛的债务危机可以看出,在区域间建立共同货币基金才是有效的解决区域间金融风险的途径。在欧债危机爆发以后,由于区域内缺乏共同基金,而基于各个国家独自的利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区域内的德国等成员国未能实施及时救助,从而导致欧债危机的负面影响扩大。因此,加强区域内的货币金融合作,利用区域内共有的金融资源可以有效地防范和化解可能产生的金融危机。
(三)加强经济合作和政治对话,稳步推进区域间货币金融合作
目前,货币合作共有两种模式:一是美元化;二是类似欧元区的共同货币。一些学者的观点认为,欧元区的货币合作模式更像是政治合作的产物,而美元化才是市场化的结果,正是由于欧元区的这种非市场化的合作方式才导致目前危机的产生。因此对于东亚区域一体化而言,如果强行通过政治合作来推动,区域内各个成员国经济条件和经济政策的差别可能会给区域一体化乃至货币区的稳定带来重大挑战。
(四)建立独立的信用评级体系
从美国次贷危机到欧债危机,美国的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一直扮演着推波助澜作用。美国正是通过对国际评级长期话语垄断权来保持自身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因此在推进区域一体化的过程中,建立属于自己区域内的信用评级体系,有利于维护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经济金融稳定。
三、欧债危机对建立
亚元的启示
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关于推出“亚元”的呼声不断,但亚洲各国的政治合作意愿、经济发展水平等差距预示着推出亚元的道路还比较漫长。欧债危机的爆发更让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亚元的前景,并为构建亚元蓝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要统一欧元区统一
的货币政策和独立的财政政策是欧债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在亚洲,由于现实原因和历史原因,亚洲各国间的隔阂和差异更多,对看得更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实施一体化的货币政策,在缺乏必要配套措施的情况下,当类似欧债危机的事件发生时,亚洲各国面临的压力和威胁将更大。所以,如果要推行亚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统一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二)政治和经济要相辅相成
虽然超货币是一种革命性的创建,但欧洲货币联盟毕竟是在缺乏政治联盟的基础上产生的,这导致危机爆发后,救助措施寸步难行。这要求亚洲各国在推行亚元时,必须首先考虑政治联盟。虽然亚洲的历史发展表明,在亚洲实行政治联盟是一件非常困哪的事情,但这次欧债危机充分说明,只有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相辅相成,才能有利于陷入危机的国家迅速恢复经济。
(三)构建亚元要稳定推进
在亚元的推进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最优货币区的理论条件,即只有各个国家在要素流动性、经济互补性、市场一体化、经济开放度以及政治文化制度等方面趋同的情况下,组建最优货币区才能带来最大的市场红利。如果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勉强加入,就有可能得不偿失。亚洲各国应以欧债危机为借鉴,循序渐进地推进亚元,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决不能强行推出亚元,否则就会陷入比欧元区更加严重的危机中。
(四)增加货币金融合作的透明度
相对于欧元区,亚洲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要求亚元必须要在一个货币金融合作更加透明的环境中进行,只有这样才能减轻投机者的供给。同时也要建立一个具有更多话语权、信息高度透明以及交易比较便利的金融稳定组织。这个组织的建立也需亚洲各国不断地进行研究和探索。
总之,当前欧债危机还没有完全结束,欧元未来的命运也很难判断。亚洲各国在发展过程中应该密切关注欧元的动态,积极研究欧元在运行过程中的优缺点,并吸取欧债危机的经验教训,只有这样才能为区域一体化及亚元的构建做好充足的准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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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徐明祺.欧洲债务危机也是欧元的信用危机[j].社会观察,2023(6).
债务危机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欧债危机;宏观经济学;一体化理论;货币化理论
2009年11月希腊新总理上台后,发现上届政府隐瞒了真实的财政状况,惠誉、标准普尔和穆迪等信用评级机构随之下调了希腊政府的主权信用评级。2023年4月,标准普尔将希腊主权信用评级进一步下调至垃圾级别,从而拉开了欧债危机的序幕。此后,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意大利等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也被相继下调。2023年9月,穆迪调低了法国两家银行的信用评级,欧债危机由欧元区边缘国家向核心国家蔓延,欧洲乃至全球经济都造成了严重影响,市场担忧情绪不断升级。
一、宏观经济角度
(一)欧洲国家经济的结构问题
众所周知,欧债危机始于希腊,接着在葡萄牙、西班牙等国也出现主权信用危机。这些国家自身结构存在问题和经济的失调直接导致了危机的爆发。总体来看,一方面,这些欧洲国家的产业结构不平衡,缺乏“生产性”,即国家的工业基础薄弱,实体经济空心化;另一方面人口结构不平衡,人口老龄化加剧,增加了财政负担。以希腊为例,希腊经济结构脆弱,以旅游业、农业和航运业为支柱产业,过于单一、集中,而制造业基础十分薄弱,电器、汽车和船舶等工业品严重依赖进口,经济对外依存度很高。2023年服务业占gdp比重达52.57%,而工业占gdp的比重仅为14.62%。同时,政府从国外借来的资金主要用于公共福利支出而不是用于发展经济,资金的边际产出很低。低效率的经济运行和增长动力的衰退,终究不能用国家债务来弥补,所以导致了危机的出现,即使是欧元区核心国家也不能幸免。
(二)三大评级公司的不公正评级
从欧债危机爆发到在整个欧元区蔓延的过程中,国际三大评级公司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视。标准普尔、穆迪、惠誉均下调希腊政府的主权信用评级是这次危机的导火线。接着,在欧元区诸国偿债高峰危机警示的非常时期,三大评级机构降低其信用等级;在国际社会和欧盟出台了相应救助方案后,受援国家制定改革计划时,三大机构又进一步降低了受援国主权债务的信用等级。联系之前美国次贷危机中三大评级机构的表现,不得不对其评级的公正性产生质疑。因此在欧洲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评级机构的并不公正的评级,加剧了危机的恶化,对危机的升级有推波助澜之嫌。
(三)欧元区内部制度问题
欧元区是指欧洲联盟成员中使用欧盟的统一货币——欧元的国家区域。1999年1月1日,欧盟国家开始实行单一货币欧元和在实行欧元的国家实施统一货币政策。2002年7月,欧元成为欧元区唯一的合法货币。欧元区内部存在着诸多不平衡的问题。
首先,欧元区的成立本身就潜藏着分裂的隐患。欧元货币体系涉及多个欧洲国家的利益。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结构等存在差异,仅靠欧洲中央银行调控货币政策,缺乏其他行政力量控制,必然会导致利益分配不公。当各国发生利益冲突时,欧元体系自然难以维系。欧债危机的爆发,让世界都看到了这一点。
其次,欧元区缺乏有效的制度或机制遏制国家间的“劫贫济富”的局面。欧元区各国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没有利率自主权,也没有调控汇率的能力。而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经济地位和不同的利益诉求,采取的统一的汇率相当于各成员国的平均汇率水平。对经济实力强的德国等国家而言,汇率被低估,从而有利于出口;但对经济实力弱的希腊等国家,出口则受到压制。这就会导致“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恶性循环,使欧元区内部存在着财富由穷国向富国转移的机制。但因欧元区没有形成一套对冲机制,最终导致欧元区经济不发达国家不堪重负,率先出现问题。
最后,欧元区制度僵硬,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统一的汇率调整,这是欧元区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统一的货币政策难以同时兼顾各国的需求,只能偏向经济发展成熟的德国等国,而使得边缘国家的经济逐步恶化,经济出现高通胀、低增长现象。例如2002年,欧洲中央银行多次降低利率,实施扩张货币政策,使得德国经济增长加速而导致爱尔兰等国原本很高的通货膨胀率进一步升高。
(四)历史原因:希腊从开始加入欧元区时就不满足要求
德国总理默克尔曾指出,“欧债危机并非一夜之间形成的,而是几十年错误积累的结果”。这就是说,欧债危机的爆发是历史原因的积淀所致。关于欧债危机的历史原因,主要包含两点:
其一,希腊等国加入欧元区时潜藏的危机。欧元区成立之初,欧洲各国在短期利益驱使下,通过各种手段修改财政数据,加入欧元货币体系,如希腊2001年希腊为加入欧元区时,使用“货币掉期交易”方式,使账面上的10亿欧元债务暂时消失,留下了10年偿还90亿欧元的债务,为危机埋下伏笔。为维护欧元区经济稳定,减小风险,欧盟《稳定与发展公约》规定:各成员国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本国gdp总量的3%,债务规模不得超过本国gdp总量的60%。但2009年11月,新上任的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宣布,前希腊总理公布的2009年政府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应由3.7%上调至12.5%,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上调为113%,均远远高于《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比例。
其二,欧债危机是金融危机的后遗症。学术界有大量研究表明:欧债危机与金融危机存在着内在联系。在金融危机中,欧盟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对金融机构实施救援,使得财政预算支出水平和赤字规模大幅上升。而但金融危机的阴霾还未散尽,扩张的财政政策导致的财政赤字已诱发了政府主权债务危机。reinhart和rogoff(2023)分析出全球金融危机到欧洲债务危机的传导机制:首先是私人债务的激增导致银行业出现危机,政府为尽快从危机中走出,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造成主权债务危机。
(五)高福利增加了财政负担
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加上高福利是各政党竞争上台筹码,一些欧元区的边缘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逐渐向德国等核心国家看齐。这些国家并没有敦实的实体经济作为支撑,却要努力维持较高的社会福利水平,政府支出和债务不断加大。当借债的规模不断膨胀,而国家却无力偿还债务时,便产生了主权债务危机。
二、一体化理论角度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体化思想出发,欧元区的成立本身就是一种一体化的异化。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一体化有三个条件:生产发展、制度协调和意识认同。在生产发展方面,最先爆发债务危机的希腊等国,工业基础薄弱,在金融危机刺激下支柱产业也严重萎缩,生产力水平很难适应欧元区的发展水平;在制度方面,欧元区结构特殊,有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分散的财政政策,同时又缺乏统一的政治联盟作为保障,各个国家的利益争论不断,在没有政治联盟的情况下建立货币联盟,显得本末倒置;在意识认同方面,欧元区各成员国从本国利益考虑,分别设立不同的政策目标,并不存在意识的趋同。因此,欧元区一体化并不满足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生产—制度—意识”三大条件。异化的一体化使得欧债危机爆发后,迅速在欧元区扩散蔓延。
债务危机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欧债危机;欧盟;金融稳定法律制度
作者简介:孟丽君(1963-),吉林长春人,长春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法学、社会学;
杨楠(1985-),甘肃永靖人,吉林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法、国际环境法。
中图分类号:D922.291.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23.03.31 文章编号:1672-3309(2023)03-67-02
一、欧盟应对“欧债危机”的举措
2009年12月,因国际3大信用评级机构短时间内相继下调对希腊债务的信用评级,致使希腊债务危机随即爆发,并相继蔓延至爱尔兰、葡萄牙、意大利等欧盟国家,成为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一场债务危机潮,即所谓的“欧洲债务危机”(以下简称为“欧债危机”)。[1]
为应对欧债危机,欧盟及欧元区成员国召开了一系列峰会、出台了一系列举措。其重点为:第一,恢复欧盟和欧元区的金融市场秩序、维护金融稳定;第二,对欧盟和欧元区成员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及财政管理措施进行调整,促进欧盟和欧元区成员国实体经济的复苏与增长;第三,改革并加强对欧盟和欧元区国家银行业及整体金融业的监管,以监管促稳定。欧盟有一套自己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欧债危机发生后欧盟还创建了一套就其自身而言前所未有的金融稳定法律制度。如果说欧盟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是“事前性”的、是对危机的管控和预防,那么金融稳定法律制度就是“事后性”的、是对危机的救援和弥补。这套制度在欧盟层级是以决议、指令、协议等法律文件的形式建立和运作起来的,并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对欧盟现有条约体系的部分修改与调整。和国内法上的经济法原理相同,欧盟的金融法律制度、不论是监管制度还是稳定制度,都是以宏观经济政策调控和微观金融工具运用为最主要的法律调整手段的。
2023年5月9日,欧盟出台了总计7500亿欧元的希腊金融救助方案,这标志着欧盟金融稳定法律制度初步创立。在这7500亿欧元中,有600亿欧元来自“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FSM),有4400亿欧元来自“欧洲金融稳定工具”(EFSF)。[2]建立EFSM和EFSF是希腊金融救助方案的重中之重,也是欧盟对当时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的一次有力回应,有助于在短期内稳定欧元区金融市场并阻止欧债危机的进一步蔓延。
欧盟所采取的措施也清楚地表明,至少在欧盟的政治层级,目前所建立的金融稳定法律制度被认为是符合《里斯本条约》所授予欧盟委员会的权限的。EFSM和EFSF都是根据《罗马条约》第一百二十二条建立起来的。《罗马条约》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当一成员国陷于困境,或深受由自然灾害或其不可控的意外事件所造成的严重困难的威胁时,根据一项欧盟委员会的动议,欧洲理事会可以在特定条件下授权欧盟对该国进行金融援助。”该条款被视作是在EFSM和EFSF下提供金融援助的法律基础。但对该条款所做的这种解释在欧盟内部仍存在争议,这种争议伴随着危机解决的每一步进程,包括有关是否应在欧盟内建立一个永久的危机解决机制的讨论。也正是因为存在这种法律解释的争议,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在与成员国磋商建立永久性危机解决机制的可能性时,也是重点着眼于对《罗马条约》做一些必要的微调,而不是修改第一百二十五条。 [3]
EFSM为防控欧债危机扩散竖起第一道防线。EFSM下的欧盟贷款根据“欧盟中期票据计划”在资本市场上筹集。欧盟享有3A信用评级,从债的法律意义而言,这意味着:第一,贷款责任由欧盟直接地和无条件地承担,且由欧盟27个成员国担保;第二,如果某一贷款成员国出现债务违约,其债务由欧盟预算承担;第三,根据《里斯本条约》,所有欧盟成员国均有法律义务确保欧盟预算有充足资金以满足其责任要求,并确保欧盟委员会可以向所有成员国贷款;第四,投资者只需面对欧盟的信用风险,而无需面对EFSM资助下的贷款成员国的信用风险。EFSF旨在通过在资本市场融资为欧元区成员国提供贷款,从而确保欧元区的金融稳定。EFSF的计划实施期只有3年,在此期间如果受助成员国不能完成其财政调整,则不能从EFSF获得资金支持。来自于EFSF的借贷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要通过贷款国与欧盟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欧洲央行之间的谈判来确定,而且要得到欧元区成员国的批准,这就使得严格的条件限制成为从EFSF获得资助的关键因素。如果一成员国想从EFSF获取资金,就要承诺在约定期限内采取严格的财政紧缩措施、实施宏观经济调整,并在其后继续接受监督。
2023年11月28日,欧盟成员国财长理事会、欧盟委员会和欧洲央行一致同意给予爱尔兰一项总计为850亿欧元的金融救助方案,以帮助爱尔兰应对其债务危机并确保整个欧元区和欧盟的金融稳定。在这850亿欧元中,有225亿欧元来自于EFSM,有177亿欧元来自于EFSF,这表明两项最主要的旨在应对欧债危机的临时性金融稳定机制初步获得成功。
二、应对“欧债危机”替代性制度的设计构想
希腊金融救助方案出台以及EFSM和EFSF建立之后,有关这些临时性机制可能引发某些道德危害的担忧就出现在欧盟的政界和学界,人们还担心某种永久性机制的缺位会不利于欧债危机的长期解决,因为就目前情形来看,这一危机显然还将持续下去。建立欧洲稳定机制的设想和方案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但在决策圈和理论界,它并非唯一的选择,其他选择还包括将临时性机制进一步正式化、强化《稳定和增长协定》、加强银行业监管以提高银行业抵御债务违约的能力等。这些选择有些已被决策圈采纳,有些仍在探讨之中,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它们都为在欧洲稳定机制之外应对欧债危机和维护欧盟的金融稳定提供了替代性的制度设计。
(一)欧洲货币基金组织
建立“欧洲货币基金组织”(EMF)的构想在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就被提出了,但当时囿于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的压力,显然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建立这一永久性的基金组织。建立EMF最主要的考量在于可以确保提供一种“有序违约”机制,以作为债务违约时的最后应对措施。对于这一组织的主要构想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EMF的资金应来源于累积注资、市场融资和统一的欧元区债券。为预防道德危害,有过度赤字的国家应为EMF提供更多资金;
第二,从EMF获取资金应以贷款或担保的方式,并应以宏观经济调整计划为条件;
第三,受助成员国获取的任何附加资金都只能用于EMF批准的特定目的,其他欧盟范围内的转移支付也必须在EMF的严格监督下进行,或者用来偿付该受助成员国所欠EMF的债务。
(二)欧洲危机解决机制
受IMF提出的“债务重组机制”(SDRM)的启发,有学者提出了建立欧洲债务重组机制的构想,以预防未来可能发生的债务危机,其中较为具体的是建立“欧洲危机解决机制”(ECRM)。该机制的目的在于通过管理市场对各成员国政府和欧盟回应债务重组的预期,最大限度地降低市场的反复性。需求提议中的ECRM包含3个实体:法律实体即欧洲法院,用以受理债务诉讼、解决债务争端、执行债务裁决;经济实体即欧盟委员会,用以评估一国的债务是否及在多大程度上是不可持续的;金融实体即EFSF或EFSM,用以为提供金融援助制订规范。
(三)国际债务法庭
全球著名反贫困组织“禧年债务运动”提议建立一个“国际债务法庭”,以确保债务国的普通民众不会被迫为金融业的不正当债务埋单,并确保债权人对其帮助设立的债务承担一定的责任。在存在着一个有效运作的国际债务法庭的情况下,如果一个国家发生债务危机并牵涉到外国债权人,就应将其与债权人间的争端提交国际债务法庭审理。国际债务法庭应对这些债务进行公开听证,对其中不正当的、对债务国民众毫无裨益可言的债务应根据特定标准予以撤销,其余债务应进行重组。所有外国债权人不论是公共的还是私营的,均应被平等对待。这样的设想在实践中已经得到印证,已有人提出设立“希腊公共债务听证委员会”,而在爱尔兰也已成立了独立的债务事实调查机构。
(四)统一欧元区债券
应对欧债危机的重心之一始终在于稳定欧元区的债券市场。实现这一目标的构想之一便是发行统一的欧元区债券。在2023年12月的布鲁塞尔欧盟峰会上,来自比利时、希腊、意大利、卢森堡等国的官员就呼吁尽快研讨并落实这一构想,但遭到了来自奥地利、法国和德国的反对。还有一系列学者和智囊团体也先后表达了对该构想的支持。他们认为,发行统一的欧元区债券是建立欧盟单一市场和完成欧盟金融整合的必要步骤,也有助于在欧元区建立一个更集中、更稳定、流动性更强的政府债券市场。但到目前为止,这一构想并未得到欧元区主要经济大国和欧洲央行的支持。实现这一构想还很可能需要修改《里斯本条约》,这就会使其面临更多挑战。
上述这些提议和构想目前均未付诸实施。对于欧盟这样一个有着自己的条约体系和法律框架的实体来说,这些提议和构想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欧债危机的应对方面,欧盟成员国目前为止更多表现出的是对欧盟层级解决机制的认可,因为它们在维护欧元区金融稳定和保持欧元生命力这两点上利益是一致的。但要想真正在欧盟层级建立起长期有效的金融稳定维护机制,还必须更深入地弥合欧盟成员国之间在宏观经济和财政政策领域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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