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随着西藏乡村经济结构中农牧业份额的下降和农牧业生产方式自身的现代化，西藏乡村社会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是西藏农牧业社会生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生存型走向发展型 西藏传统农牧业阶段，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农牧民的生活内容是围绕生存展开的，目的是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要。随着改革开放，土地归户使用长期不变，畜牧私有私养长期不变政策的落实，农牧民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可供消费的物质财富日益增长，直接用于生产劳动以外的剩余时间也越来越多，因此，农牧民生活中更多的花费和精力可以用于个人的享受、发展和提高，这样消费结构改善了，生活内容丰富了，个人的选择空间也日益扩大。 西藏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牧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农牧民需求层次也在不断提高，生活消费结构向更趋于合理化方向发展，食物消费在全部消费支出中的比例有所下降，动物性食物及水果、蔬菜的消费有所增加；自给性的初级产品消费有所减少，商品和加工产品的消费有所增加。据西藏自治区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1992年对堆龙德庆县30户农民的抽样调查统计，农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985年为306．18元，1992年上升到608．36元，分别占当年总开支的51．17％和67．10％；再从全西藏农牧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支出来看：1996年西藏统计年鉴中农牧民人均生活费支出为896．80元，与同期西藏城镇居民平均生活消费水平相比增长了74．60％，就生活消费内部各项支出来看，尽管农牧民家庭支出中生活消费品支出仍占绝大多数，但非商业性支出所占比重趋于不断增长。就堆龙德庆县30户农民抽样调查结果，从1985年到1992年间。增长了0．68个百分点；而1992年西藏农牧民的年人均非商业性支出为7．69元，到1995年增长到23．38元，递增了32．89％。 同时，农牧民生活消费品的各项支出所占比例也在不断变化，与城市居民逐渐趋于接近（详见表一）。从表一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者差距在90年代初期比80年代中期小。 城乡消费支出结构的接近，说明西藏农牧民和城市居民消费观念正趋同一，而消费观念的变化直接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长期以来，藏民族的饮食单一，主食仅糌粑、牛羊肉，蔬菜吃得很少。解放后，特别是8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的好转，西藏的农牧民饮食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逐渐向丰富、营养型发展，而且由于与城市联系增多，受城市和周围厂矿“城里人”的影响，其饮食方式也逐渐复杂、多样化，据西藏自治区统计局统计，1991年西藏农牧民人均主食消费支出106．28元，副食支出106．59元；到1996年时，人均主食支出为105．81元，副食支出191．18元；可见副食支出明显超过了主食支出。1985年到1996年间，牛羊肉等藏族传统食物消费量在下降，动物性食物及水果、蔬菜的消费在增加（详见表二）。 衣、食、住和日用品等方面的消费也逐步趋于增长，据1995年西藏100余户家庭的调查，西藏农牧民不再满足服装要保暖，而且追求服装色彩协调，式样新颖，对中高档穿着用品的需求量在逐步上升。农牧民不但穿传统的自制皮衣，也越来越喜欢穿化纤、呢绒、毛料的衣服，安多腰恰的牧民如今喜欢穿轻便汉装，被调查的45户农牧民中，每户均有8件汉装。拉萨城里穿汉装和西装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追求轻便、价高、式样新颖的衣服，穿着式样的更换比农牧区都快。尤其是文化、娱乐等非生活必需 品的支出，在消费支出所占的比重明显具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据自治区农调队对堆龙德庆县农民家庭的抽样调查，1992年农民人均用品消费比1985年增长了147．8％；再根据西藏自治区1996年统计，1995年非生活用品的支出为110．51元，比1991年增加了81．7元，而且用品的内部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文娱用品和书报杂志费用（见表三）越来越高；笔者在1995年调查的100户家庭调查问卷统计结果和1996年西藏自治区统计局的统计数据同样也表明，各种高档耐用消费品，如电视机、洗衣机、录音机、录像机、汽车、摩托车等现代化用品逐步进入西藏农牧民家庭（见表四）；唱卡拉OK、跳交谊舞、打台球、看电视、电影和录像等已成为越来越多的西藏青年人的时尚娱乐和休闲方式，并逐渐由城镇传播到广大农牧区。 广大藏区农牧民消费水平提高和结构改变对藏区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一方面通过消费总量的增加扩大市场需求，刺激生产发展；另一方面，消费结构的改变对生产结构具有引导作用。西藏各地的非农牧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有赖于农民商品性和非实物性消费的增加，这是促进农牧民生活向发展型转换的一项重要内容。从全西藏的现实出发，当前在大力发展农牧区经济，增加农牧民收入，改善农牧民生活的同时，合理引导农牧民消费，努力增加生产性积累和投资，发挥消费在启动市场和提高农牧民素质方面的积极作用。 西藏农牧民家庭从封闭逐渐走向开放 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分散孤立的社会结构相适应，西藏传统农牧民的家庭观念强，大部分生产和生活行为都局限在家庭范围内，具有强烈的封闭性特点。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使西藏农牧民家庭从封闭走向开放。 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农牧民家庭的行为目标从内向型变为外向型。许多农牧民家庭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再根据家庭消费的需要来安排，而是主动适应市场需求。在生活方面也同样，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变化，家庭内部满足的需要越来越少，由社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越来越多。这种开放式的循环，有助于增强家庭的稳定性，扩大了家庭的社会功能。 其次，家庭的人口生产从数量扩大向质量提高转换。对传统农牧民来说，由于家庭的封闭性，生育的子女越多，劳动力就越多，在本社区的地位就越高，所以人们追求多子多福。随着经济的发展，现代社会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和行为，人口生育率不断下降已成为的共同趋势。虽然国家对西藏等藏区实行了照顾政策，允许一对夫妻生育3个孩子，但大多数年轻人只愿意生两个孩子，而且不在乎男孩还是女孩。根据笔者去年参加的“百户”调查表明，农牧民赞成计划生育的家庭比例比较高，分别占34％和26％，特别是年轻妇女不愿意多生孩子的比例较高。她们认为，孩子太多带起来麻烦，家庭负担重。所以农牧民主动要求采取节育措施。这种家庭生育子女的减少，使父母有能力在提高孩子的素质上下更大的功夫，同时他们自己也有可能提高科学文化知识和工作技能。这种人口生产功能的转换，使他们子女的教育就不纯粹是家庭内部的事情，社会教育的作用越来越强，据拉萨市1991年的统计，全市共有各类学校536所（其中中师1所，中学8所，公办小学54所，民办小学443所，企事业子弟小学20所），在校生49598人，农牧区适龄和入学率64％。据笔者参加的“百户”调查，1994年家庭教育费支出额为11233元，占家庭总支出的1．78％，而且这些钱只为有子女上学的19户家庭的投资，按实际有教育投资的19户计算，户平均支出591．21元，即使按45户平均，也合每户249．62元。用此数字再与1993年户均支出56．55元相比，增长了341．41％，其增长幅度大大超过其他所有的家庭支出。再从西藏自治区1996年统计年鉴来看，全区农牧民教育及文化娱乐 投资人均为30．95元。 第三，家庭关系中自由平等的因素增强。在传统家庭中，封建宗法观念和习惯对家庭成员的影响和束缚很强，形成固定的等级体系，特别是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低下。在《草地藏族调查》中记载“绝嗣之家，其妻室有父归父，无父归其兄弟近亲”，或“无父则将其女人与另一半牲畜、库物给其兄弟近亲中一人”。若某人“从牦牛身下救人，被救者则以女儿偿之，无女则给妹，无妹则给银200两”。根据这些条款，妇女可以与牲畜并列，作为财产的一部分转赠他人。贵族妇女也同样可以被当作礼物馈赠。据笔者在西藏那曲安多县调查，非亲属家的妇女不准入帐篷；家里以外的妇女不准到帐篷后面挂经幡的地方去；不能从帐篷后面的柱子里侧穿过；妇女不许在太阳落山后大声叫喊；妇女不能在家里的帐篷里生孩子，产妇不能摸灶台，产后3天不能接待客人等等。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和家庭的开放，妇女开始走向社会。一些年轻人不甘默默无闻终老一生，她们走出家庭投身社会去追求自己的理想；一些能干的妻子代表家庭参加社会活动并取得经济独立，为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创造了条件。 第四，社会的组织化程度提高。由于家庭的稳定和封闭性降低，西藏农牧民对以家庭为基础的血缘和地缘组织的依赖性降低，与此同时，他们与市场的联系增多。在社会活动和市场活动中形成了大量的社会组织，如西藏堆龙德庆县乃琼乡的科学普及协会、安腰恰乡的扶贫协会、合作经济组织等等。这些组织对农牧民生产和生活的影响日益增加，它促进了农牧民观念和行为的社会化。 农牧民社会行为从被动保守转向主动开拓 在传统的市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作用下，农牧民的社会行为具有被动性和保守性，特别是佛教传入藏土的千余年里，佛教哲学思想对藏族伦理观念的影响是巨大的，这在藏族传统文化中得到充分体现。首先，“人生唯苦”、“四大皆空”、“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的说教，使生活中的人们缺乏进取心而安于现状；其次，“慈悲行善、忍辱无争”、“佛法无量，乐于施舍”等佛教思想的影响，使农牧民习惯于循规蹈矩，亦步亦稳，忍让退避，明哲保身；第三，慢节奏的行为习惯成为追求的目标，使生活缺乏生机和活力；第四，社会生活单一化，形成超稳态的传统社会系统。 在当代这种开放的社会结构中，西藏农牧民的社会流动性明显增强。首先，职业角色丰富化，过去农牧民就是农牧民，祖祖辈辈都没有什么变化，而现代农牧民却面临非农牧民化和城市化的机遇，也有许多农牧民离开农牧业。即使从事农牧业，他们的生产方式与其他职业相比也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中的许多人农闲时就到其他部门就业，体验非农牧业的经历。职业角色的多样化，使他们容易理解日益加快的社会变革，增强他们的适应能力。第二，是社会角色的多样化。过去他们的社会角色十分简单，主要是家庭和家族中的角色，没有什么变化的余地。而现在，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使他们不仅承担家庭角色，而且要承担社区组织和专业组织成员、农牧区乡村市场的买者和卖者，农牧业技术的学习和应用者等一系列社会角色，他们要不时地光顾商店、银行、学校，农牧民社会角色的丰富性迫使他们主动地走向社会，适应社会，开创自己的社会地位。第三，社会地位的流动性增强。随着经济的发展，在西藏已有很大一批农牧民向非农牧业转移，他们通过市场经济的竞争，改变了以往那种被动的社会地位。第四，区域的迁移和流动性增强。随着农牧民生活方式的现代化，他们离开家乡的机会增多了，活动半径超过了乡村的封闭界限，许多人长期到城镇和外地进行劳务和经商，积攒充足的资金后再返家乡。总之，农牧民的地域流动和迁移对促进西藏乡村社会的开放、交流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西藏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民俗学；西藏；民俗文化

【中图分类号】K892.4【文献标识码】A

民俗也就是民间风俗，指的是国家和民族中人们创建、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方式。民俗学属于一门将民间风俗作为习惯进行研究的人文科学。西藏多个组群创建了较为灿烂的西藏文化，其中就具有较为丰富的民俗文化。此种繁多的民俗事项和西藏各族群之间的生产生活具有密切的关系，从而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民俗文化资源宝库，充分展现了西藏文化的多样性，为西藏文化产业的持续发展打下来了良好的基础，并且还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也是民俗学主要的研究对象，并且还成为党和国家关心的对象。为了有效促进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党中央召开了多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对西藏的发展进行了商讨，在不同阶段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解决，促进了西藏的全面发展。党中央将西藏民俗文化保护提到了全新的高度，有效促进了西藏民俗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在此背景下，本文就基于民俗学，对西藏民俗文化的发展进行全面的研究。

一、西藏民俗文化

西藏自治区处于我国西南边疆，是青藏高原西南部。其地理位置对民族风俗的特点有着一定的影响，藏族属于多节日民族，节日的内容和形式较为丰富，比如农事、祭祀、庆贺、纪念等。藏族是居住在青藏高原的主体民族，其最古老的宗教主导了西藏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及藏传佛教，对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有着一定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和其他民族不同的民俗风情和审美情趣。西藏民俗文化的内容较为丰富，民俗文物也多姿多彩，其中的服饰、婚丧、饮食、节日和居室都为我们展现了藏族丰富历史文化的变迁[1]。

藏族的饮食主要为米、麦和青稞等，以在高原生长的青稞为主要食物。藏民族还有饮茶的习俗，主要饮品酥油茶。酥油茶的原料包括茶、酥油及食盐。除了酥油茶，藏族饮品还包括甜茶、清茶、青稞酒和鲜奶。西藏民居建筑形式为碉房，其为两层结构，上层为人们的起居场所，底层为储藏房和牲畜房，碉房建筑一般使用小窗窄门的形式，从而能够挡风避寒。雪域高原较为辽阔，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其代步工具主要包括骆驼、骡马和牦牛。马是青藏高原人们重要的伴侣，藏族人们对于马有特殊的情感，对于马鞍也非常讲究。牦牛属于高原之丹，其行动虽然迟缓，但是具有耐力，是青藏高原理想的运输工具。

国家一直以来都对西藏的发展非常重视。为了西藏经济社会的快速持续发展，党中央进行了多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对西藏发展的问题进行研究。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2023年8月24日北京召开，会议中对目前和今后西藏工作的目标要求、指导思想和重大举措进行了明确，为进一步促进西藏经济发展和长治久安工作进行战略部署。2023年召开的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中表示在西藏自治区政府和党委的团结带领下，全区的各族干部群众团结一心，西藏经济持续发展，能源体系的建设和综合交通的成果较为明显，文化建设效果明显，社会事业不断进步，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不断实施，民族团结在不断的加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建设都具有一定的绩效，并且强调社会事业的发展，加强西藏民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在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国家对西藏传统民俗文化进行复兴，实现了西藏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现代，西藏民俗文化遗产也具有一定的成就。在进行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西藏还将高等院校和科研所的优势充分展现，积极进行民俗文化遗产的研究工作，在西藏各大学设置了专门的研究机构进行研究。通过多年的研究和积累，西藏研究院在西藏医学制作和唐卡传统技法研究方面都具有較大的进步[2]。

二、西藏民俗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进入21世纪之后，针对西藏民俗文化进行研究的工作人员不断增加，研究的成果也在不断积累，研究的领域也在不断扩展，西藏民俗文化的研究已经到了全盛时期。

（一）具备西藏民俗文化论学术思想

通过多年的研究和发展，此时期的民俗学学科占据勒西藏民俗文化研究的重要地位，并且还发表了西藏民俗学相关的作品，成为了优秀的学术传统。相关人员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全面地介绍了西藏饮食、服饰、居住、节庆、娱乐、信仰、婚姻等民俗，此书在国内也具有一定的影响。赤烈取扎是西藏民俗研究的开拓者，其对民俗岁时研究尤为重视，对岁时节气的来源、形成和分类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这对于之后研究人员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影响，促进了现代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并且还有相关人员表示，宗教影响着民俗文化，并且大部分的民俗文化都来源于宗教文化[3]。

（二）民俗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

其一，服饰。服饰民俗是比较重要的物质生活民俗，相关人员研究了西藏服饰民俗，将西藏传统服饰分为节日服饰和常用服饰两种，并且还提供了全新的详细素材。还有相关人员进一步对藏族服饰的审美进行了研究，表示世俗服饰存在和谐统一、朴实无华和和谐统一的审美特点。

其二，民间口学文化。英雄的叙事事件是民间口学文学中的主要内容，《格萨尔王传》展现了藏族原始社会的形象，其也成为藏学研究过程的重要内容[4]。

其三，体育民俗。本时期的体育民俗尤为重视西藏民俗体育文化的研究，并且还和新闻学相互交叉。西藏民俗体育因为藏民族的文化才能够稳定的发展，是集体参与，具有农牧区、民族礼俗、健身性的特点。在创新和借鉴的基础上，现代创建了较为独立的体育传播和体育话语体系，形成了自我发展模式。

在西藏民俗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体育、新闻、旅游等事业共同发展的特点，并且逐渐形成了西藏民俗文化论理论体系。在对西藏民俗文化发展研究过程中，当代研究人员对西藏民俗文化的内容、功能、含义及特点进行了全面的剖析，使其能够占据我国民俗文化中的重要部分[5]。

三、西藏民俗文化保護和发展中的问题及建议

在西藏民俗文化为当地经济带来效益的时候，也出现了部分珍贵传统文化丢失或者表现低级化的特点，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并且由于基础的建设设备较为薄弱，导致部分珍贵的文化遗产面临消失，而且人才缺乏，缺少传统文化组织策划人员和传承人员。要想能够实现西藏民俗文化的保护和持续发展，就要使用针对性的对策，提高当地人们对民俗文化的保护意识。

文化是在社会中被人们继承的，如果没有人传承，那么这些优秀的民族文化就会消失。在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的过程中，文化交流也出现了大融合。此时西藏民族地区人们要在意识上具有自觉性和自主性，对自己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承，在开发民俗文化资源的过程中，还要尊重当代居民的发展需求，尊重人们的选择。

在保护和发展西藏民俗文化的过程中，首先就要大力发展民族地区文化市场，使其能够进一步发展，对当地文化市场进行丰富，有效提高人均消费水平，这也是对民俗文化的保护，并且还要培养民俗文化传承、组织策划和管理等相关人才，藏族要引进优秀的组织策划和管理人员，从而促进西藏民族传统文化事业的持续发展。

在保护西藏民俗文化的过程中，创建完善的保护机制，对于部分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不满足时展、即将消失的文化进行保护，也就是使用现代科技方式，通过影像、实物等多重手段，创建民俗文化旅游博物馆等多种方式进行保护，并且还要在政府、相关部门及专家的指导下，对西藏民俗文化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和保护[6]。

四、结语

西藏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中国多民族社会经过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史，其复杂的历史过程和诸多历史特点举世罕见，民族史研究因此而成为国内外史学界用力甚勤、着力较多、成果也颇为可观的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门类。我以为，考察中国民族关系史，有几个民族的历史关系具有显著的典型意义。如，蒙古族和藏族、蒙古族和满族、藏族与羌族、藏族和纳西族、壮族和侗族、苗族和瑶族等等。学术界继往的研究中，对这些民族的历史关系多有涉及，也有相关的学术成果问世，如，王辅仁、陈庆英合著的《蒙藏民族关系史》、樊保良著《蒙藏民族关系史研究》、陈庆英著《蒙藏关系史大系.政治卷》等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但将藏族和纳西族两个民族的关系首次以专著的形式进行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则是赵心愚教授近年推出的《藏族和纳西族关系史》所做的杰出的工作。这部27万字的著作，有多方面学术上的突破，我认为主要是：

选题的开创性。 国内外学术界对不同国家两个民族关系的研究已有较为悠久的学术传统，但将学术眼光瞄准中国西南两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少数民族的历史关系，对之进行全方位的深入探讨，首先反映出作者敏锐的学术见识和睿智的学术选择。我们知道，藏学早已成为国内外学者们投入力量较多的显学；纳西学也逐渐崛起，吸引了国内外众多研究者的关注。作为民族文化族别学，二者的发轫都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对两个民族关系的专题性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取得明显进步。但既往的研究，不同程度地都有令人遗憾之处，且学术成果非常有限。赵心愚先生深知两个民族关系史的基本史料相当缺乏而且十分零散，两种文字的记载带有浓厚的传说、神话色彩，但他知难而上，毅然选择这个学术课题，试图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推进中国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实践证明，他的努力是成功的。《藏族和纳西族关系史》切切实实地填补了藏学、纳西学、中国民族关系史等多方面的学术空白。其最为突出的贡献，是从两个民族的族源、历史、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民俗等多方面，进行了由表及里、由此及彼、深入浅出的论析和探讨，得出了许多令人信服的学术结论。

本书另一突出特点是材料翔实丰富，论述中颇多新见。作者广泛搜集了包括纳西东巴经书、汉藏历史文献及中外文论著和各种调查报告，对这些材料进行了仔细的甄别和鉴定。从行文中对各种材料的引用和分析看，作者处理历史资料的态度非常谨慎，既不轻易否定一些存有疑点的历史文献，也不盲从前辈学者习用的某些学术资料，而是根据多种资料的相互参证，对历史材料作出自己的学术判断。这就很好地保证了使用材料的翔实可靠，得出的学术结论也更为准确。如第三章讨论7―13世纪中期的纳西族与藏族关系，作者将这个时期划分为三阶段，认为期间两族关系明显呈现出阶段性变化。这种阶段性变化与吐蕃、南诏、大理等政权力量的消长以及二者关系的变化有关，也与中央王朝同吐蕃、南诏、大理等政权的关系及其对西南地区控制力的强弱变化等有关。真是一语中的！其中不乏作者独到的见解和准确的判断。如作者认为公元3世纪时吐蕃王朝与滇西北纳西族部落首领并无联姻，两族只存在民间层面上的通婚关系，这是吐蕃王朝统治时期两族关系中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参见183-184页），并根据翔实史料指出，除了藏族宗教影响外，7―13世纪传入并对当时的纳西族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的藏文化主要是藏族的语言文字，藏文对东巴象形文字从产生到发展为书面语起了推动作用（参见219―223页），等等，这些结论都发人所未发，具有鲜明的独创性。

全书科学分析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的形成、发展及变化后，客观地指出，在双方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关系形成时，藏族还不是中央王朝统治区域内的一个民族实体。因此，当时及以后一段时间两族关系，是中央王朝统治区域的民族与相邻但在统治区域之外的民族间的关系。在中央王朝将及各藏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后，两族关系的性质转变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内的民族关系，这一关系的发展变化明显地受到中华民族发展的制约和影响。至20世纪初，两族关系已发展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谁也离不开谁。这个发展过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民族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参见347―356页）。我认为，这一论述切中肯綮，可以视为理解和把握纳西族与藏族关系史的一把钥匙。

末了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本书除了反映出作者严谨的治学作风，深入的钻研精神，求实的科学态度，广阔的学术视野，还反映出他宽广的学术襟怀。这典型地体现在他对学术同行的尊重上。在第一章中，作者客观地评述既往研究，特别强调“较全面地纳西族与藏族关系进行研究的是云南省社科院的杨福泉”，“他2001年撰写的题为《纳西族与藏族的历史关系研究》……这篇重要论文的出现，标志着纳西族与藏族关系研究近年来取得了新进展。”读到此处，笔者深为感动。在当今学术界某些歪风邪气盛行的情况下，这样的正直态度是应当充分肯定和大力提倡的。

西藏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意识形态作为政党、国家和民族的政治目标导向和社会价值追求，直接关系到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等重大政治方向问题。同志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市场经济和新媒体环境下，西藏意识形态领域情况复杂。西藏意识形态领域面临西方多元思潮冲击，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和消极颓废思想的冲击。要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西藏意识形态领域还面临着一些特殊问题。

1、西藏长期处于反分裂斗争的前沿

近年来分裂与反分裂、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越来越集中在意识形态领域，达赖集团及国际敌对势力企图从意识形态搞乱西藏，利用民族情感、藏文化、宗教信仰来制造问题，妄图消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进而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反分裂大背景、大格局之下。巩固马克思主义在西藏的指导地位，必须充分认识到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普及化、大众化工作密切相关。当前基层的马克思主义宣传队伍的专业技能和工作理念都相对滞后。仅仅满足于完成上级任务，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的效果如何，群众是否接受和理解等问题不甚清楚，多数流于读文件、走形式。不能根据对象层次创新宣传手段，这无疑对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树立造成影响。在新媒体背景下的网络宣传队伍和网络评论员队伍不仅要熟悉新媒体知识和语言，同时也需要掌握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确保网络文化安全和文化责任。

2、藏民族囿于传统、缓慢渐进的特点

藏传佛教一千多年来统治着藏民族的精神世界，影响着他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在给予藏民族在严酷条件下生存的内在精神支撑和美德的同时，也主张对现实世界的逃避和不抗争、不进取。西藏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处理好宗教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特殊的民族思维定势、民族性格、接受心理的差异问题。封建农奴制虽然被彻底推翻，但?f的思想意识、习惯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仍有部分群众受到封建残余的影响较深，一些消极东西成为束缚群众的精神枷锁，妨碍着解放思想、接受现代文明，成为建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阻碍。

3、意识形态领域的地域差异、城乡差异、代际差异非常大

代际差异容易被忽视，西藏青年一代和老一辈在成长经历、成长环境的巨大差异导致其对意识形态的接受和认同存在不同的效果。另外，当前意识形态影响方式已逐步从政治方式为主转向以文化方式为主，表现为日常化、隐蔽化，这对巩固马克思主义在西藏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推波助澜下，市场经济诱发的消费主义、拜金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在传播和渗透，这种对于物质的过度消费、享乐主义、相互攀比的观念不符合西藏的区情，更和藏民族传统的淡漠财富的价值观念相违背，和中华民族传统的勤俭节约价值观相违背。更严重的是对于金钱、感官的刺激，消解着对理想、信念的坚持，消解着民众对于社会主流价值的认同。改革发展中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官员腐败等问题，容易引发群众不满情绪，引发思想混乱，造成价值观的扭曲，造成一定程度的信仰危机，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

以上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马克思主义在西藏指导地位的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正面临着影响范围被削减、指导作用被削弱的问题。西藏存在着群众基础受影响、民众对党的政策的认同感和信任度降低的危机。如何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进一步夯实党在西藏长期执政的基础，成为了西藏意识形态建设中的重大课题。

二、马克思主义在西藏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备严整的科学体系，是迄今为止最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真正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主张社会主义、人类解放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通过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把握，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共产党执政党规律三大规律。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开放性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确保了马克思主义在西藏意识形态领域指导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纵观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执政历程，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统领西藏意识形态工作及全局工作。西藏之所以能取得今日举世瞩目成就，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历届中央领导集体，都注重将马克思主义与西藏实际相结合，根据西藏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准确把握西藏的社会发展规律，制定了一系列促进西藏发展、维护西藏稳定的方针和政策。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在西藏取得成功，还在于能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方法和西藏传统的文化相契合，尊重并弘扬优秀藏族传统文化，对藏族的语言、风俗、习惯给予充分的认可和包容，在此基础上融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容，从藏民族的历史传统、思维惯性和民族性格来理解和整合马克思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在西藏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历史基础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从跨越式发展到全面建成小康，中央在不同时期，为西藏制定了不同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每一次治藏政策的出台，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国内外形势，始终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把握西藏工作的特殊性。中央高瞻远瞩地考虑解决西藏问题的时机和策略。从1950年毛泽东提出“慎重稳进”的原则分两步走完成西藏的革命，到1965年西藏成立自治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邓小平关于衡量西藏工作的根本标准，到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十条意见。从“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到“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党在不同时期的特殊政策，一方面从经济上大大促进了西藏的发展，另一方面对融洽民族关系和认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党在经略西藏的历史过程中，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来认识问题，始终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西藏的政策制定。在西藏不同历史阶段都准确抓住主要矛盾和特殊矛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思考和解决西藏实际问题。西藏一直持续进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普及化工作，大力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从西藏解放初期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治乱治愚、破立结合”，以及之后在西藏坚持不懈地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民族团结教育、核心价值观教育、新旧西藏对比教育、中国梦教育、“五个认同”教育等，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活动，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和巩固奠定了坚定的历史基础。

四、马克思主义在西藏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现实基础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契合了西藏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潮流、切合了西藏人民对翻身得解放的期盼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马克思主义始终密切关注人民大众利益，使得西藏人民从内心认同和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张、观点和方法，并愿意用以指导自己的实践、行为和生活。马克思主义在西藏意识形态领域确立起指导地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是藏族人民的自觉选择。这是马克思主义能在西藏确立起指导地位的根本条件。

马克思主义作为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西藏人民对共产党的认同与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直接关联。党在西藏的成功执政，坚定了藏族人民对于共产党的认同，同时也坚定了藏族人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二者相辅相成。坚持马克思主义在西藏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表现在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出发，考量一切治藏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形成了一整套马克思主义在西藏的民族、宗教、文化、统战理论。如一系列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平等和民族照顾的政策，“三个离不开”民族工作方针，积极引导藏传佛教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西藏宗教工作方针，发展壮大爱国统一战线等。这一系列特殊政策和工作方针，不仅尊重了西藏的实际和西藏人民的意愿，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规定性和导向性，更是从现实生活、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大大促进了各民族对党和国家的认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西藏指导地位的现实基础。

五、巩固马克思主义在西藏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路径探索

1、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执政的理念依据、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是确保党和国家的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的前提。西藏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凝聚着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心血和智慧，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进程中，形成了一整套科学而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解决民族地区问题的思想。有必要对党巩固马克思主义在西藏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历史实践进行细致梳理。总结前人的智慧，为下一步工作提供经验和启示。在具体的意识形态工作中，必须深入研究如何落实“一个责任、两大阵地、三支队伍、四项机制”，尤其是如何树立大宣传理念，健全齐抓共管、分工协作、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切实促进各部门树立起积极参与意识形态工作的大局意识、全局意识。

2、注重心理和情感，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特殊规律研究

通过西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情况，可以看到共产党人在西藏的意识形态工作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最为核心的以人为本的?r值理念，以巨大的耐心和正向的情感引导将以人为本的原则贯彻到西藏的意识形态工作中，充分关注和尊重西藏群众的心理需求和心理意愿。虽然意识形态实质表达的是利益关系，但必须在利益满足和情感归属二者合一基础之上，才能让民众自觉自愿地表达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广泛认同。

3、加强马克思主义和西藏实际相结合的理论研究

在发展中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对西藏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从意识形态理论上做出科学阐释。对重大实际问题进行理论说明，解决群众关心的理论热点和难点问题。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教育宣传工作和党中央、区党委的一系列治藏兴藏政策部署相结合。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感染力和吸引力。真正赋予马克思主义在西藏的现实活力，必须明确宣传的数量决不能等同于宣传质量。基层宣讲、发放宣传手册、建立红色网站等工作只是宣传工作的开始，而非终结，必须建立完善有效、高效的评估体系和反馈机制。采取问卷调查、电话访问、网络问卷、数据统计等各种方式，检验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工作的效果，真正掌握宣传效果、问题难点，直面问题，总结得失经验，为下次工作的进行提供借鉴和启示。同时建立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宣传队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普及化、大众化工作密切相关

藏区的意识形态宣传手段和话语形式创新迫在眉睫。西藏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宣传队伍数量不平衡、素质参差不齐，在广大的农牧区并没有更多更好的因地制宜的宣传方式，大大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宣传的效果。在西藏地区的意识形态工作尤其要注意区分对象、区分层次，对于党员干部要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对于普通百姓，要讲究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绝不能以不变应万变。在宣传手段上，藏民族喜爱歌舞，要重视电影、电视、纪录片等，歌舞、话剧、小品等文艺宣传手段。在西藏意识形态宣传教育流于说教、灌输的情况仍然存在，无法激起群众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和热情，直接影响到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

六、结语

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思想，为我们提供正确的立场方法、发展方向和价值导向。西藏的意识形态工作具有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必须在西藏意识形态领域牢固树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是确保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西藏才能不断地进步。

关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西藏意识形态领域的研究，需要从意识形态的宏观和微观层面、从政策制定到执行等不同角度探索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实现路径，包含宣传思想工作、统战工作、宣传教育工作、文化部门、民族宗教等涉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各个部门。这项工作涉及面广、状况复杂，很难把握和定性。在这一课题的探究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不能绕开对藏民族的思维定势和心理接受习惯的研究。介于目前存在意识形态宣传教育流于说教、灌输，无法激励起群众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和热情的情况仍然存在，应该考虑在研究中引入和借鉴藏传佛教和传统儒教在灌输意识形态、向人们提供信仰、方向、价值观方面的特点和优势，把握藏民族特殊性，找到最佳的意识形态宣传的心理切入点。

西藏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藏族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古代文明的民族之一。早在远古时期，藏族先民就在开发青藏高原的过程中与周边各民族，特别是黄河流域远古文明的开发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和交往。要考察这种联系和交往，就必须对西藏远古文明做必要的了解。

旧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上人种形成及氏族部落萌芽的重要时期。目前为止，西藏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文化遗址有8处，分布在申扎、双湖、日土、普兰、吉隆等县境内，相对集中于西藏的北部和西部。上述发现，以定日县的苏热和申扎县的珠洛勒两处较具代表性。在苏热共采集石片、石器40件，其年代初步推定为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大约距今5万年。从中反映出制造和使用这种石器的藏族先民有了比较丰富的劳动经验和较熟练的劳动技能，主要从事狩猎和采撷。珠洛勒共采集石片、石器14件，与苏热石器属同一类型，但年代稍晚，且表现出明显的进步性。西藏地区旧石器在器型和工艺等方面明显具有我国华北旧石器常见的特征，即石片石器占绝大多数，均用锤击法打片，多由破裂面向背面加工，并保留砾石面，组合形式以砍器、边刮器、尖状器三种器型最为普通。西藏发现的旧石器几乎全是此类石片石器，如在藏北申扎县珠洛勒等地点发现的旧石器，安志敏先生认为其主要器形“均与宁夏水洞沟遗址出土的遗物相近似或基本一致，同时相似的器形也见于河北阳原虎头梁和山西沁水下川遗址，类似的椭圆形长刮器还见于云南宜良板桥遗址”。①张森水先生对定日县苏热地点旧石器的分析认为：“如将定日的标本与云南宜良的旧石器和宁夏水洞的旧石器以及巴基斯坦的索安文化晚期的旧石器加以比较，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②发现于吉隆县哈东淌等地点的旧石器在工具类型和以砾石为加工原料等方面“都显示出与中国西南地区旧石器文化的相似性”。③上述研究结果表明，亚洲旧石器文化与西藏旧石器文化可能发生过交流的应主要是中国华北和西南地区以及印度河上游流域地区的同期文化。从地理分布上看，西藏的旧石器文化主要分布在高原西部、北部及南部地区，而高原北邻的新疆和南邻的印度恒河平原地区均未发现有与西藏旧石器文化相似的同期文化遗存，因此可以推断西藏旧石器文化与中国华北地区、西南地区旧石器文化发生交流的主要通道应是高原西部的外流河流域、东部的三江河谷以及东北部黄河、长江源头的高原地区。这三个地区都具有海拔高差相对较小、水源丰富、河谷畅通等易于人类迁徒和文化传播的地理条件，因此在生产力水平和通行能力相对低下的旧石器时代，可以成为西藏高原与相邻地区进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上述三个地区至少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成为西藏与相邻地区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并且在其后的新石器时代经由这三条主要信道的文化交流，也一直比较频繁且规模亦有所扩大。代表藏东的新石器文化类型，正好分布于易于南北向交往通行的三江深峡河谷地区，在其北部与之时代大体相当的是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卡若类型中的盘状敲砸器、有肩石斧、长条形石锛（斧）、安装石叶的骨质刀梗、典型的细石器、陶器中的器形及纹饰等、圆形或方形的半地穴式居址、粟类农作物等因素均可在马家窑、齐家文化中见到同类遗存。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还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西藏地区的原始居民就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早期人类有密切的文化联系，和祖国境内其它地区的原始居民存在着共同的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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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安志敏等《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载《考古》1979年第6期。

② 张森水《西藏定日新发现的旧石器》，载《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报告·第四纪地质》，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

③ 索朗旺堆《西藏考古新发现综述》，载《南方民族考古》第四辑，四川科技出版社1992年版。

二、新石器时代的联系

1、新石器时的卡若文化与中原的联系

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藏族先民的原始文化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迄今为止，西藏地区已发现的属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多达50多处。按照不同地域及各自文化特征，大约分为三大类：以藏东河谷区昌都卡若遗址为代表的卡若文化；以雅鲁藏布江流域拉萨曲贡村遗址为代表的曲贡文化；以藏北高原细小石器为特征的细石器文化。

卡若文化遗址分早、晚两期。早期距今4,955土100年～4,280土100年，晚期距今3,930土80年。共发掘房屋遗址28座，打制石器6,000余件，磨制石器511件，细石器629件，骨器366件，陶片20,000余件以及大量粟米、谷灰和动物骨骼。①卡若文化与黄河流域的古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卡若文化的打制石器有肩石斧、盘状敲砸器、磨制条形石斧、凹背直刃石刀等，这些在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中都有发现。卡若文化的陶器特点和器型也与马家窑系统类似。彩陶被认为是黄河流域原始文化（属氐羌系统）的主要特征，而在卡若遗址中出土了类似的彩陶、其制作风格与马家文化的类型相似。卡若的半地穴式房屋建筑式样以及陶瓷上的刻符，花纹呈现出与同时代黄河中上游以半坡仰韶原始文化相似的面貌。卡若文化出现这些地方特点，说明它是承袭本土旧石器时代文化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土著文化。但同时，卡若文化又大量吸收了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半山、马厂系统文化的因素，使其无论在石器的类型、制作技术、陶器风格、房屋建筑式样等方面均呈现出与同一时代黄河上游原始文化相似的面貌。

2、粟及卡若居民与黄河流域的关系

卡若遗址发现的人工栽培作物粟，是一种典型的来自黄河流域的文化因素。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产粟的国家。粟性耐干旱，是黄河流域的传统作物。我国现已发现有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25处，这些遗址大多分布在黄河流域，其中包括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如甘肃永靖大何庄、马家湾，青海乐都柳湾等地都有发现。①但最早的粟则发现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和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二者皆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距今约7,000～8,000年。其中磁山遗址出土的粟距今7,300年，是迄今世界上发现最早的人工栽培粟。有学者认为：“新石器时代，中国粟就已由东向西传播，经阿拉伯、小亚细亚、俄国、奥地利，以至传遍整个欧洲。”②很明显，这条粟的传播路线是从中原地区沿黄河而上，经甘青地区，一支向西由新疆而进入阿拉伯、小亚细亚；另一支则向南沿岷江而下，进入西藏高原东端的横断山脉河谷区，并从这里向南传往东南亚各国。在东南亚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也发现了粟。③卡若遗址中的粟应是由马家窑系统文化向南传播而来的。由此可知，卡若文化在当时通过甘青地区的原始文化，已经同中原地区的原始文化发生了某种联系。

从卡若文化的内涵看，它既不是纯粹的土著文化，也不是纯粹的外来文化，而应是两者的结合体。卡若居民群体，其主体应是当地的土著居民与从黄河上游地区南下的氐羌系统的居民融合而成。《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江水”、“若水”分别是岷江和雅砻江的古称。从这段记载看，早在原始社会后期黄河流域氐羌系统的居民就不断从甘、青地区南下，向西藏高原东端的雅砻江、岷江流域迁徒。如马家窑系统文化的彩陶和打制有肩石斧，不仅在卡若遗址中有发现，在沿青藏高原东端南下直达云南境内的广阔区域内也均有发现，学者们把这两者当作以马家窑文化为代表的氐羌系统原始居民从黄河上游地区南下，进入横断山脉区域的直接证据。④他们进入横断山区以后，一部分沿澜沧江和怒江而上，进入藏东河谷区，并逐渐与当地从事狩猎和原始农耕的土著居民融合，形成卡若居民群体。其余的大部分则散居于横断山脉区域，逐渐成为当地占主体地位的原始居民。卡若文化与横断山脉区域诸原始文化所具有的相似性，当是这种共同族系在文化上的反映。此外，卡若文化与横断山脉地区乃至长江流域的原始文化也存在一定联系。

曲贡遗址出土石器大多为打制石器，有石刀、石梳、石磨等农业生产工具，并有少量骨质工具和一件青铜器。陶器有单、双耳罐，大肚高颈罐和工艺水平极高的棱形纹黑陶罐。另外还发现墓葬坑和四具完整的人骨架。从文化面貌看，曲贡文化比卡若文化时间晚，距今约3,500—4,000年间，水平高，已开始跨入青铜器时代的门槛。⑤

3、细石器文化的相互联系

如果说，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含有土著成份的土著文化系统，只是因为各自所处地域及发展阶段不同以及接受外来文化因素不同而在文化面貌上出现了差异，那么广泛分布于藏北高原的细石器文化，则有可能是一支从北方草原地区进入西藏高原的游牧文化。

细石器文化在整个西藏分布极为广泛，以藏北高原为中心，均属同一文化系统。细石器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有两大系统，即几何形细石器文化和石叶形细石器文化。前者分布于欧洲、北非、中亚、南亚等地，其特点是利用从圆体石头上打下的窄长石叶，截断加工成规整的三角形、长方形、梯形等石刀；后者分布于中、东亚和美洲西北部，其特点是从扁体或圆体的细石刻上剥下窄长的细石叶，用以加工各类石叶细石器。石叶细石器最早起源于我国华北地区，因为华北旧石器从初期到晚期存在石器从大到小的发展序列，与后来形成的石叶细石器有明显的继承关系。西藏出土的细石器无论类型或工艺都与我国东北、内蒙、华北北部至新疆一带分布的细石器属同一文化系统，即“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

首先，藏北细石器文化与本土的旧石器文化之间无任何联系。目前发现细石器的地区虽然同样发现了旧石器，但二者并不共存。以同时发现细石器和旧石器的藏北申扎、双湖一带为例，该地细石器多分布在河流古岸的第二级台地上，而旧石器则分布于地势稍高的山麓洪积扇前沿表面，分布地点完全不同。此外西藏细石器与旧石器无论在石器原料、制作工艺和类型等方面都截然不同，二者不属于同一文化系统，说明西藏细石器文化不是从本土旧石器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反，西藏高原细石器无论在特征、类型或技术传统上都属于我国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从西藏高原细石器出现较晚，缺乏原始的器形，同时又与本地旧石器没有继承关系等迹象看，它显然属于我国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极有可能是华北细石器传统经过北方草原地区向南传播进入西藏高原的一支。此外，卡若遗址曾发现用作装饰品的海贝（cowrie shell），而以海贝作为装饰品，在新石器时代主要是黄河上游及中游地区原始文化的习俗①。西藏高原远离出产此类海贝的南海，说明这类装饰品应是卡若文化与其北方黄河中上游地区新石器文化之间交流的产物。就卡若遗存的诸多特征而言，可以认为“卡若文化是一种吸收了西北氐羌系统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土著文化”②。另一方面，在卡若类型文化分布区以南的金沙江、澜沧江中游及其支流流域的川西、滇北地区则发现了多处文化特征与卡若类型相近的史前遗址，包括云县芒怀③、元谋大墩子④、宾川白羊村⑤、西昌礼州⑥、汉源狮子山⑦、丹巴罕格依⑧等遗址。这类遗存中的有孔石刀、长条形石锛（斧、凿）、典型细石器、平底绳纹陶器和彩陶器、骨器、以石为主的建筑遗迹等文化因素，都与卡若文化类型相似，其时代亦晚于卡若文化类型，这可以说明川西、滇北该类原始文化可能受到卡若类型文化向南传播的影响。因此，以藏东三江流域为主线的南北通道，在新石器时代（含细石器）对于我国西北、西南地区诸原始文化之间的大规模交流无疑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地理上形成了黄河上游河段的甘青地区藏东三江深峡河谷地区川西滇北高原地区这样一条文化交流的大走廊。卡若类型所体现的文化源流上的特征说明，藏东三江地区正是这条“大走廊”中的一段。而在高原旧石器时代文化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以细石器为主要特征的“藏西北文化类型”，也在此时与雅鲁藏布江中游流域的腹心地区史前文化有了一定的交流，在拉萨曲贡、贡嘎昌果乃至昌都卡若等遗址发现的典型且成熟的细石器，均可能是这种高原狩猎、农耕文化之间交流的标志。同时，也不排除高原西北部地区的原始文化，由于经济形态的相似而通过黄河上游甘青地区与北方广泛分布的狩猎文化之间发生了一定的交流。此外，还需要提到的是，在南亚大陆北部克什米尔地区发现的大约距今4，000多年前的布鲁扎霍姆文化中，亦存在如长方形、圆形的半地穴式居住遗迹、埋葬中的涂朱现象、长条形磨制石斧（锛）和有孔石刀、骨锥骨针、磨盘磨棒以及平底黑、灰色陶器等“与中国北部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内容非常接近的因素”。①

综上所述，西藏远古文明并不是封闭孤立的，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就与东部黄河流域文明发生了某种联系，到新石器时代，这种联系进一步加强，并形成一种文化上的深刻渊源关系。

4、墓葬习俗的相互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石丘墓、大石遗迹及动物形纹饰三者都同样是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继细石器之后而出现的文化因素。石丘墓和大石遗迹大体分布于我国从东北到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带，尤其集中分布于东北和西南两大地区②，基本上属北方细石器文化的分布范围。

在卡若遗址、曲贡遗址中骨笄出土于河北磁山遗址，作为簪发、着冠用具，笄在黄河中游一带的大量发现，体现着当时中原华夏民族普遍采用的结发形式，即束发盘髻或辫发盘髻之类③在藏东的卡若文化和西藏腹心地带的拉萨曲贡文化遗址中，都发掘出骨笄，由此可以推知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先民中“至少男女两性之一是有梳发髻的习惯的”。

在今青海、甘肃等省的黄河中上游地区，是我国历史上氐羌系统的古代先民活动的核心地区之一，也是后来藏族的主要聚居区之一。近大半个世纪以来，经过考古工作者多年艰辛努力，发现和发掘的许多古代氐羌系统先民的文化遗址，其中，与藏族建筑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卡约文化遗址。有许多建筑和古城堡都与藏族建筑相似，且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在“卡约墓葬中发掘了坟丘墓。”按照卡约的墓丘来推断，其时的阴宅使用夯筑技术筑成的坟丘，那幺阳宅亦是相对应的夯土建筑。从这点上认识，这种早期的夯土建筑与后来这里的藏族的夯土建筑无疑有着直接的关联，而与其它藏区的夯土建筑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应当说，这是早期氐羌文化和西藏本土文化在建筑上的一种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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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童恩正、冷健《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及有关问题》，载《民族研究》1983年第1期。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① 格勒《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1—112页。

② 吴梓材《古粟考》，载《史前研究》1983年创刊号。

③ 童恩正《试谈古代四川与东南亚文明的关系》，载《文物》1983年9期。

④ 童恩正《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载《考古学报》1980年4期。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拉萨市曲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载《考古》1991年第10期。

① 李永宪、霍巍《我国史前时期的人体装饰品》，载《考古》1990年3期。

②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56页。

③ 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云县芒怀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载《考古》1977第3期。

④ 云南省博物馆《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载《考古学报》1977年1期。

⑤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载《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⑥ 礼州遗址联合考古发掘队《四川西昌礼州新石器时代遗址》，载《考古学报》1980年4期。

⑦ 马继贤《汉源县狮子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载《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

⑧ 阿祖君《丹巴县罕格依遗址》，载《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

① 徐朝龙《喜玛拉雅山南麓所见的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文化因素》，载《农业考古》1988年第2期。

②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载《考古与文物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17—42页。

③ 参见《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第9—10页。

三、金属时代的联系

1、石丘墓

西藏的石丘墓发现于霍尔（hor）、南茹（nam-ru）和那仓（nag tshang）等地，其特点是用石板或石块在墓上环绕成一个椭圆形，称“用石头环绕的坟墓”。④在藏北阿里附近拉达克（ladak）地方也有类似的墓发现，被称为“牧民坟”。⑤其年代大约为公元前7～5世纪。而动物形纹饰在我国辽宁西北、冀北、内蒙、宁夏等沿长城一带的细石器文化区同样有广泛的分布，被学术界公认为继细石器之后北方游牧民族的遗留。乌恩同志在《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一文中认为，动物纹装饰艺术虽然在整个欧亚大陆的草原地带非常流行，但我国北方草原地区流行的动物纹饰大都有自身的特点，尤其是春秋战国以后盛行的丰富多彩的多种题材的动物纹，基本上是我国北方草原本土的文化因素。①西藏发现的带动物形纹饰的青铜制品主要是带钩、扣饰、小铃等饰物或小件生活用品，纹饰内容有鹿、马、熊、鸟、猴等②，具有一定的地区性。

总之，从西藏发现的石丘墓、大石遗迹及动物形纹饰与藏北细石器文化具有大体相同的分布地域，相同的游牧文化性质以及与北方草原文化在演变上的一致性，我们可以认为，它们很大程度上是由藏北高原的细石器文化发展演变而来，它们既是与本土细石器一脉相承的一种文化遗留，同时，也在极大程度上承袭了藏北细石器文化与北方草原细石器文化之间的渊源联系，从而使西藏的石丘墓、大石遗迹及动物形纹饰无论在演变上还是内容上与北方草原都具有一致性。因此，我们显然不能排除西藏石丘墓、大石遗迹和动物形纹饰中许多因素从东北方向传入的可能性。它反映了进入金属时代以后藏北地区游牧居民与辽阔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居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交流与联系。

2、石棺葬

在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流域及藏东峡谷区，继新石器时代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之后，则出现了一大批吐蕃石棺墓（又称为石棺葬）。所谓“吐蕃石棺墓”，其时代上限可追溯自吐蕃王朝以前，下限则延至吐蕃王朝时期，即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7～8世纪期间。这些石棺墓主要发现于藏东昌都地区的芒康、贡觉及雅鲁藏布江中、下游的林芝、乃东、拉萨、朗县、加查等县，共计20余处，近两千余座墓葬③，这些墓葬的分布大致与新石器时代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的分布地带相重合。从这些石棺墓的出土器物看，它们与新石器时代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有密切的继承关系。吐蕃石棺墓中出土的器物有磨制石器、陶器、骨器、铜器和铁器等，其中，吐蕃石棺墓中常见的一种大口鼓腹罐，与曲贡村新石器遗址出土的“球形腹罐极为相似。”④另外，吐蕃石棺墓中所出的陶器均为手制，器形也以罐类为主，这些特点都与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相一致。在陶质方面，吐蕃石棺墓中出现了夹砂、泥质两种，陶器既有圜底，也有平底，说明吐蕃时期的制陶工艺已综合继承了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两者的工艺传统。整个吐蕃时期的墓葬中未发现捕鱼工具，这无疑是继承了卡若文化的特点。⑤从吐蕃石棺墓与新石器时代的卡若文化与曲贡文化之间既有大致相同的地域分布，又存在文化内涵上的密切联系来看，吐蕃石棺墓很大程度上应是在卡若文化与曲贡文化相互融合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也就是说，吐蕃石棺墓的主人基本上应是新石器时代卡若与曲贡两大居民群体相互融合的后裔。同时它也表明，在进入金属时代以后，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流域的文化与藏东峡谷区的文化已经大体上融为一体，形成了一种共同的以吐蕃石棺墓为代表的文化。

必须指出的是，石棺墓是进入铜器时代以后，我国北部和西部边疆民族普遍采用的一种葬式，它在东北、华北北部、甘青地区和横断山脉地区均有着广泛分布。①但石棺墓又有显着的地区差别，每一局部地区的石棺墓均与不同的考古文化、不同的民族集团相联系。甘青地区和横断山脉地区是石棺墓的集中分布区，这一带的石棺墓虽然分属于许许多多大小不同的部落和部族，但就族系而言，他们大体都属于氐羌系统的居民。西藏发现的吐蕃石棺墓与横断山脉地区的石棺墓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系。首先，二者在文化特征上具有较大的相似之处，吐蕃时期的石棺墓，形状有梯形、长方形、圆形等，材料为石板和石块等；而横断山区的石棺墓形状为长方形，材料为长方形石板，但二者均无棺底，又都存在一定的二次葬。其次，西藏石棺墓在年代上晚于横断山区。西藏石棺墓的年代其上限大约为公元前2世纪，下限则延续到吐蕃王朝时期；②横断山区石棺墓的年代为“春秋战国一直到两汉晚期”③即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初叶。因此，藏东峡谷地区和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地区出现的吐蕃石棺墓葬式，有很大可能是由横断山脉地区的氐羌文化因素是相一致的。这意味着在进入金属时代以后，自新石器时代业已形成的横断山脉地区氐羌文化因素不断通过藏东河谷区向西藏高原东部和藏南河谷区向西藏高原东部和藏南河谷地带渗透的这一趋势，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延续和发展。

由上可见，在进入金属时代以后，西藏高原的考古文化大致形成了南北两大系统。其一，是以藏北高原为中心包括部分西藏中部地区的以石丘墓、大石遗迹和动物形纹饰为特征的游牧性质文化；其二，是分布于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流域和藏东峡谷区的以石棺墓为特征的带有农耕性质的文化。这南北两大系统文化的主体，显然都是由新石器时代分布于各自区域内的文化发展、演变而来。但是，无论是藏北以石丘墓、大石遗迹和动物形纹饰为特征的文化，还是藏南和藏东以石棺墓为特征的文化，二者均与同一时代东部和东北部的文化有密切的联系和很大的一致性。这反映了在进入金属时代以后，西藏高原的考古文化具有相当开放的特点，并与外部地区的文化，尤其是与东部方向的文化保持着密切交流与联系（当然不能排除这一时期西藏高原的文化也同时与西部和南部地区的文化存在着联系）。如果说，在新石器时代西藏的文化与其东北部北方草原文化及东部黄河上游的的氐羌文化已形成了某种密切渊源联系，那么，很显然，在进入金属时代以后，这种渊源联系仍然得以延续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3、汉文文献的资料佐证

关于此述结论，我们从汉文史籍的记载中可得到充分的印证。对于新石器时代结束以后到吐蕃王朝兴起前这一历史时期中，古代氐羌族系的部落向西藏高原的迁徒活动，汉文史籍方面已有相当明确的记载。《后汉书·西羌传》记载：

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公元前384—362年）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獂戎。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

爰剑是史书记载中最早居今青海境内的羌人领袖。赐支河即析支河，系指黄河发源处。“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其地应在今青海西部至西藏东北部一带。这支于公元前4世纪前半叶因“畏秦之威”而南迁进入西藏高原的羌人部落，在后来的汉文史籍中被称为“发（音bod）羌”。

及东汉时，“迷唐（羌人的一支）遂弱，其众不满千人，远逾赐支河首，依发羌居。”①这支羌人部落显然也进入了西藏高原。

《后汉书·西羌传》又载：

“爰剑后，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其九种在赐支河首以西，及存蜀、汉缴北，前史不载口数。……发羌、唐旄等绝远，未尝往来。”

可见当时迁入西藏高原的古羌部落已经不是一支，而是有若干支。

《新唐书·吐蕃传》也称：

“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鹘提勃悉野（“悉勃野”之误），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

“鹘提悉勃野”从来就是藏族自称的祖先名号，这里《新唐书》作者把它说成是发羌、唐旄等羌人部落的祖先名号，显然系张冠李戴之误。但这一记载也说明，吐蕃祖先鹘提悉勃野的发祥地与西迁进入西藏高原的发羌、唐旄等羌人部落的所居地非常接近。

此外，另一种传说则记载了藏族的祖先是由北方南下的“氐人”。“其氐人者，本出葱岭……嗣后南移。”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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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格勒《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2页。

⑤ （意）杜齐著、向红笳译《西藏考古》，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① 乌恩《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载《考古学报》第1981年1期。

② （意）杜齐著、向红笳译《西藏考古》，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10页。

③ 西藏自治区文管会《西藏考古工作的回顾》，载《文物》1985年9期。

④ 西藏自治区文管会《西藏考古工作的回顾》，载《文物》1985年9期。

⑤ 格勒《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0页。

①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载《考古与文物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17—42页。

② 西藏自治区文管会《西藏考古工作的回顾》，载《文物》1985年9期。

③ 童恩正《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载《考古学报》1980年4期。

① 《后汉书·西羌传》。

② 刘赞庭《西藏历史择要》（手抄本），1960年民族文化宫图书馆复制，第25页。

四、从“林芝人”看藏族先民与中原人的关系

1、“林芝人”属于蒙古人种

新石器时代的林芝人的遗骨是1975年9月，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在西藏东部的林芝县城附近发现的③。人骨材料包括颅骨、下颌骨、枢椎、股骨等，这些属于同一个体。经分析鉴定林芝人骨属女性，30-40岁。科学测量的结果表明：

林芝人的头骨弦弧指数90.1，接近丽江人90.8，资阳人90.9,更接近现代人89.7；枕骨弦弧指数77.5，较接近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丽江人80.6；头骨颞线所在的位置比较接近现代华北人和资阳人；枕大孔在长、宽和指数三个方面，林芝人比较接近蒙古人。从下颌枝最小宽度的比较来看，“林芝人的族源关系接近于汉族和藏族”④。枢椎的测量结果表明：林芝人比较接近殷代中国人。

人的鼻颧角在三大人种中有明显的差别：黑种人（尼格罗人种或赤道人种）为1400-1420；白种人（欧罗巴人种或欧亚人种）为1350-1370；黄种人（蒙古人种或亚美人种）为1450-1490；而林芝人是1490，最接近黄种人。鼻根区高度：蒙古人2.8毫米，印第安人3.7毫米，欧洲人5.0毫米，半坡人2.4毫米，而林芝人是2.5毫米，最接近蒙古人种和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西安半坡人。鼻根区指数：蒙古人35.8，印第安人41.9，欧洲人50.9，半坡人29.7，而林芝人是35.7，最接近蒙古人，其次是半坡人。此外，林芝人的大人种属蒙古人种，小人种与西藏a组藏人关系密切。①

以上林芝人的材料雄辩地说明：几千年前的藏族先民在人种问题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1）林芝人的头骨弦弧指数、枕骨弦弧指数、头骨颞线所在位置等接近丽江人、资阳人，其中资阳人发现于四川。现在我国学者“一般把资阳人作为在我国华南发现的旧石器晚期的原始蒙古人种的代表之一”②。同时，资阳人在形态上与山顶洞人有某些相似的性质。如有明显的鼻前窝，有类似矢状嵴的突起。矢状缝两侧的顶骨比较平扁，鼻较高而窄。而“山顶洞人头骨都代表原始蒙古人种”③。因此，资阳人无疑是蒙古人种。西藏林芝人接近资阳人，说明他自身也是蒙古人种。资阳人和丽江人都是我国西南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他们既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也是西南地区包括藏族在内的各民族的共同祖先。

（2）林芝人头骨颞线所在位置比较接近现代华北人，枢椎测量结果表明接近殷代中国人，鼻根区高度和指数比较接近西安半坡人。

（3）印度和伊朗人属于欧罗巴人种（白色人种）中的“印度一阿富汗种族”类型。而林芝人的鼻颧角与欧罗巴人种相差较大，与黄种人最接近。因此，藏族先民在种族上源于印度和伊朗之说是不可信的。

（4）林芝人下颌枝最小宽度的比较，证明他是藏族的先民，接近汉族。这就是说，藏族先民在种族来源上与中原地区各民族的先民基本一致。

从以上四个特点来看，藏族的种族族源从国外来的论调是没有根据的。

2、现代藏族与现代中国人的体征分析

上面已用古代林芝人的科学体质材料证明了古代西藏人是蒙古人种，是中国人，而不是印度人，也不是伊朗人。现在我们进一步用现代藏族体质资料（包括血型及遗传距离的研究材料）来说明这个问题。

1965年复旦大学的老师和学生对咸阳西藏民族学院的1542个学员进行了体质测量。这些学员来自西藏各地，代表了西藏地区藏族的基本体质特点。经过这次测量分析表明，“藏族应属蒙古人种”。④其体质特征如下：身体中等；肤色较深，为黄褐色，发型多为直发；眼色一般呈褐色，眼裂较宽，眼裂倾斜度外角略高于内角；具有蒙古褶；额倾斜度多直立，男性略较倾斜；眉脊微显；面宽中等，属中面型，女性稍阔；鼻根高度介于低与中等之间，女性偏低；鼻梁直，而鼻尖鼻基略向上翘，鼻孔大多为卵圆型，鼻型属中鼻型；唇厚中等，但大多为凸唇；头型属中头型。根据以上体质特征来看，现代藏族的体质特征与蒙古人种中的东亚种族类型最为接近。中国、朝鲜和日本的绝大多数人口属于东亚种族类型。因此，藏族在种族上与我国绝大多数人口属于同一个种族类型。

据1980年对中央民族学院藏族干部训练班的145人体质调查的结果表明⑤：藏族人头发较黑，发形较直较硬；眼睛多为褐色，内皆褶出现率高，眼外角高于内角，眼裂开度中等趋窄；鼻梁较直，鼻孔卵圆形；中等唇厚，唇形稍凸；颧骨突出，面部宽而扁平；体毛稀少。这些体质特征属于我国大多数民族所具有的东亚种族类型的特征，与印度和伊朗等地的种族特征相差甚远。

再看藏族各项测量值与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之比较表来看（见表1）：藏族头面部主要测量项目的均值与现代包括不同地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中国人相同项目均值及其变异范围相比，大部分均值都在现代中国人的变异范围之内，它证明藏族是中国人，藏族的体质特征从总体上讲与现代中国人的体征明显属于同一个种族类型——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

表1 藏族各项测量值与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之比较（单位：毫米）

众所周知，中国人现有近佰亿人，其中汉族就有11亿多人，占中国人的绝大多数，历史上中国文化也以汉族文化为主体而发展。汉文化最先发祥于黄河中游的黄土谷地，包括今天的陕西和河北等地。

现代体质人类学的比较研究成果表明①：藏族在体质上dij值和o2q值与我国陕西和河北的汉族最接近。见表2。

表2 藏族与各地汉族的体征距离

袁义达和杜若甫同志在《中国一个民族间的遗传距离的初步研究》①一文中指出：“研究结果表明，藏族与蒙古族的遗传距离最近（0.0104）”。这里的藏族是指西藏藏族和居住于印度、尼泊尔、挪威的藏族。

又据报道：现居住于印度北部的原我国西藏藏族136人的调查结果，基因di4频率平均为0.49，接近于华北汉族的频率（t=0.46）②。

以上藏族的体质、遗传距离、血型等调查资料和考古材料完全证明：藏族的种族来源与印度、伊朗等国没有什幺关系，与此相反，藏族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在，与我国其它各民族的体质特征基本接近，特别是与我国北方和西北部的民族（包括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非常接近。这就表明藏族和我国许多民族在种族上是从同一个共同的祖先发展而来，在体质特征上是同属于黄种人的东亚类型。那种认为藏族的种族南来说、西来说或者外国来说的观点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从体质人类学的科学的准确性来说，藏族包括西藏人毫无疑问是中国人。

在混血方面我们还未找到任何材料可以说明藏族与伊朗人的混血事实。相反，国内外学者的体质材料表明，藏族的体质特征以我国东亚种族类型特征为主，其次包括与我国南亚种族类型特征的混合因素，考古资料也证明了这种混合因素的存在。

3、小结

总之，中华大地上自新石器时代起就存在着三大考古文化系统和民族系统。这三大系统的民族文化向西流动的部分汇集在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也就是说辽阔的青藏高原变成了中华民族三大考古文化和民族系统的西部延伸交接的区域，从而使青藏高原的古代文化和民族在本身固有的传统的基础上，呈现出一种复合的性质，并且在不同的地区由于所接受的外来文化和民族系统的主次不同，表现出的考古文化系统和民族系统的特点也迥然相异。大体说来，藏北高原因为与我国北方草原地域相连、环境相同，所以接受中华民族北方草原从事游牧狩猎的古代民族的文化多一些；藏东高山河谷地区地处我国黄河、长江两大巨流之间，横断山区的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等南北流向的江河把南北两大系统的民族文化沟通，使这个地区形成了一个我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南北两大民族系统的荟萃之所。不过双方在接触和竞争过程中似乎黄河流域的氐羌系统的文化占了上风。其原因很明显，氐羌系统种植粟米和居住半地穴式房屋等文化特征比起濮越系统种植稻谷和居住干栏式房屋的文化特征，更适应于海拔二三千米以上的藏东高山河谷地区。藏南谷地作为藏族文化的中心地区和民族的发祥地，自新石器时代起就存在一个独特的土著文化系统。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学的资料来看，这个土著文化系统与现代藏族的文化关系非常密切，因此，我们称它是土著民族系统。

藏族及其民族文化正是以藏南谷地区的土著文化和土著民族为基础，同时吸收和融合中华大地上北方草原地区的原始游牧文化和胡系统的游牧民族、中原地区的原始仰韶文化和氐羌系统的民族而形成的。所以，藏族的古代文化明显具有多重性的特点，即一方面具有藏族地区本土的土著性特点，亦可称为地区性特点，另一方面又包含着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文化特点和中原地区氐羌系统的原始文化特点。因而，藏族无论在血统上还是在文化上都不是单一的。它的血统具有混合型的特点，它的文化具有多重性的特点。从整体来看，藏族的文化毫无疑问是中华民族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③ 《林芝人及其文化遗物》，《西藏古生物》第一分册，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④ 《林芝人及其文化遗物》，《西藏古生物》第一分册，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① 《西藏林芝盘地新生代晚期的自然环境》，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0年第1期。

② 韩康信、潘其风《古代中国人种成分研究》，载《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③ 韩康信、潘其风《古代中国人种成分研究》，载《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④ 《藏族体质形态的初步研究》，载中国人类学会编《中国八个民族体质调查报告》。

⑤ 《藏族的体质特征》，载《人类学报》1985年8月，第4卷第3期。

① 《藏族的体质特征》，载《人类学报》，1985年8月，第四卷第3期。

① 《遗传学报》10卷（5），第395—405页，1983年；9卷（5），第395—401页，1982年。